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与"旧诗"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分界,而是一个道德性的判别.在"文/白"、"死/活"、"善/恶"的五四式的论辩框架中,新诗与旧诗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新诗被抬进了面向公众启蒙的文化广场,旧诗则退隐为表达私人情趣的精神自留地,现代知识者自觉的启蒙责任感与传统的文人情趣构成了一种对峙的和谐.而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新诗与旧诗分流又越界、缱绻与决绝的暧昧态度中,演绎着"新与旧"、"常与变"的复杂精神样态.     

论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新诗体制初创,经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而更具典型意义.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郭沫若的创作及其“典型化”、“爱国诗”及其现代伦理意识、“五卅运动”的分界线与“国家主题”的发展、“革命诗歌”的“国家主题”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2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五四”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主题的变更

乡土小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这百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纪录.从"五四"时期的批判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救亡,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歌颂新时代,再到新时期以来诗意的回归,随着时代中心话题的变化,乡土小说也经历了多个主题的变更.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百年新诗选本的地域化呈现——论贵州新诗的选本现象

百年新诗的选本现象,是新诗经典化中的重要一环。除了全国的新诗选本现象值得关注之外,作为地域化呈现的各地新诗选本也值得诗界重视和反思。作为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出版黔地新诗选本一直与几代贵州诗人群体的创作实践活动相伴随,在不同历史阶段诞生过近百本各类诗歌选本。这种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照耀了贵州的诗坛,见证了贵州诗歌从单一面向丰富、从西南走向全国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贵州新诗选本在及时总结经验、选录经典、推出新人上功莫大焉,同时良莠不齐、缺少大家、力作尚少的缺点也很显著。作为贵州诗歌前行的精神路标,贵州诗歌选本放射出的独特光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总结。尽量借鉴全国百年新诗优秀选本的经验,则是贵州新诗选本努力与改进的方向。     

浅议新诗百年发展过程中的文体建设——以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为例

从早期白话诗至今,中国新诗的探索进入了新的时代.回顾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起伏与转折常令人始料不及;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新诗的百年探索,充分认识和分析不同诗歌文体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就要重新审视和把握这其间发生的、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的文化现象.政治抒情诗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在于建立一种相对规范的文体,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能够进行持续的创作,这种文化现象对于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新诗百年探索的大背景下,考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人物贺敬之及其艺术情怀,认识政治抒情诗的成就和历史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界标(下篇)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历史综合的过程.综合,这是构建中国新诗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新诗从其诞生之时起就面对和承受了众多的新东西和旧遗产,处于各种力量的碰撞冲击之中: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诗的个性化特征与诗的普遍性规范、诗美诗艺的追求与诗的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可能把对任何单一的思想或艺术要素的孤立追求作为构建中国新诗的途径,而必须进行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新旧折中或中西调和,而是在中外古今诗歌的交汇相通点上,熔铸进时代精神、民族风韵与个性特征,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新诗.在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中,思潮流派的每次更迭都具有综合的意义,同时又是为更高的综合进行积累的准备.九叶诗派崛起之时,由于中国新诗已积三十年之丰富实践,各种思潮流派均已交替呈现,各种诗歌实验也都得失俱见,这就为它提供了较前更为广阔丰厚的综合基础.     

走向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流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五四文学是一种启蒙文学。显示了五四文学实绩的鲁迅即使在后期谈起自己为什么做小说 ,也仍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而鲁迅的先驱意义在于 ,早在留学日本的时候 ,他就怀抱着启蒙的思想 ,以文学改造国民的精神。这不但是他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 ,而且也是他翻译外国小说、写作《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的原动力。《摩罗诗力说》建立了这样一个启蒙结构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恶魔 ,对于“天帝”——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的权威以及维护这种权威的统治者 ,要敢于破坏反抗 ,对民众要进行彻底的启蒙。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呐喊》《彷徨》…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诗二次革命":理论促变胜于自然进化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五四"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大学精神

作为一场由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中的知识阶层所引领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启蒙意识是五四精神的最深刻内涵,也是五四运动得以生发的一个前提性条件。但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所主张的个人主体意识之觉醒潮流,汇入到了民族主体性觉醒的大潮中,整体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思维的主要脉络。在此逻辑下,中国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性趋于消沉,物质主义思潮又使得信仰和价值迷失,大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日渐模糊。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与形塑,有必要接续五四时期所张扬的启蒙意识。     

现代“自我”的产生与五四新诗的文类策略和形式逻辑

作为一种现代文类,五四新诗的发生,与现代中国主体“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新诗的情感政治面向对五四时期的苦闷“自我”构成了强烈的表达吸引,语言、风景等认识装置的引入也为“内面自我”的发现提供可能.五四新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借助于一种综合的形式风格,生产出了一种社会化的自我形象.并且,经历长诗小诗的形式辩证,一种“曲折”“深刻”的主体自我也被生产出来.这种能动性的自我又进一步投入到五四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中.     

五四现代作家独立意识的生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作家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张扬.生命意识的觉醒,使现代作家更加注重个人的情感表达和个性解放,提倡“人的文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出现了富有现代生命意识的五四新人形象；理性精神的张扬,使现代作家肩负起启蒙与救国的双重历史使命,追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考察五四现代作家独立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五四"文学个性化理想形成的内在规律

"五四"作家对理想的选择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启蒙理性的怀疑、批判、否定的精神,是建构"五四"文学理想个性化选择内在机制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出现悖谬时,由于受到启蒙理性精神的牵制和规约,"五四"时代个性化理想的虚幻性与文本中的现实性往往构成相互依存又相互解构的矛盾体,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啮齿相合,是形成"五四"文学绚丽多姿文学景观的内在动力.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