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李交恶与西南抗清败局的形成

1646年秋在广东肇庆建立的以抗清复明为国本的南明小朝廷永历政权,作为立国基础的区域只有中南和西南数省,其社会基础包括明朝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两大部分.初期,由于南明地主阶级歧视排挤农民军以及南明地主武装内部的自耗行径,终于导致困境;残明武装全然瓦解,大顺军退而自立于川鄂边区.永历五年(1651)永历帝朱由榔西走,大西军首领孙可望迎至安隆,进入永历政权后期.这时永历政权已失去体制上的意义,其后期的历史实即大西军余部把永历政权的精神旗号与自身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进行抗清.由于大西军余部领导层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终于演成西南抗清的败局.本文拟就孙李矛盾和永历后期历史进行分析,探讨影响该段历史进程的一些人事因素.     

论抗战时期中共对港澳当局的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港英当局、澳葡当局的实力及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使中共开展对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的统战工作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依据战时香港和澳门的实际,中共以"求同存异、互利双赢"的方针为指导,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当然,中共也与澳葡当局及港英当局的对日妥协作斗争,并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共对港英当局和澳门当局的统战工作,不仅使中共在澳门和香港的力量有所发展,而且促进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暗中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募捐、宣传及武装抗日行动。     

南明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

在南明弘光、监国、隆武、绍武和永历等五个小朝廷中 ,以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的联系最为密切 ,特别是在永历朝廷流亡进入云南以后 ,双方的交往更加频繁。自始至终 ,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为了拯救日益衰败的朱明皇室 ,沐氏家族的嗣爵执政者沐天波曾尽心竭力维护永历朝廷利益 ,还曾与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的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在扶明抗清的旗帜下坚持合作 ,尽管最后由于各种原因 ,他们都未能改变永历朝廷覆亡的命运 ,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合作与共同努力 ,永历朝廷才得以苟延残喘十数载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     

林则徐与澳门

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分赴广东查禁鸦片期间 ,为严厉打击英国侵略分子 ,积极争取了澳葡当局的合作 ,充分利用了澳门在了解世界中的窗口作用。因此 ,澳门在林则徐禁烟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抗清名臣朱继祚

明末清初，救亡图存的南方抗清军民在隆武、鲁王监国、永历三个南明政权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地坚持抗战，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篇。在唐王败亡后，以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朱继祚为代表在闽中起兵抗清，攻下兴化（莆田）城，与鲁王相呼应。他失败被俘，坚贞不屈，于已丑年（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鲁王监国四年、永历三年）正月初十日慷慨就义，距今已有345年。朱继祚英勇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值得后人永远传颂与发扬。朱继祚，字胤冈，一字立望，明万历中（约1590－1594年间）出生于福建莆田县横塘乡（村）。他先祖朱鸣阳，进士出…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中的澳门史料

《粤闽巡视纪略》中关于澳门部分的记录，是反映清前期澳门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不仅详细报道了清前期澳门地理、军事、经济、宗教、方物及生活习俗等各方面情况，还较真实地反映了清前期澳门葡萄牙政权与清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很多资料均为独家记载。     

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拱北海关报告展示的历史轨迹

近代澳门一度成为粤西海岸与西江流域经济圈的“商业中心”。然而 ,随着内河轮船贸易的发展 ,粤西南各埠改以香港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中转港 ,澳门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苦力与鸦片贸易相继衰竭 ,给畸形发展的近代澳门贸易造成难以替代的缺失 ;澳门航道逐年淤浅 ,港口工程与商业设施落后 ,难以在轮船贸易时代发挥中转贸易港的功能 ;澳葡当局治澳作风呆板惰滞 ,压制自由竞争 ;这一切导致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再度滑落 ,并对当代澳门经济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马留政府时期澳葡财政的若干问题

亚马留是第一个为澳葡当局建立新税收体制的总督。1846年他发布第22号总督训令,核准《澳门公钞估议抽收章程》,规定了澳门公钞的征收原则和税收计划编制的工作方针。澳葡当局财政运作中使用的货币Pataca是墨西哥元(或西班牙元),而非“澳门元”或“澳门币”。早期澳葡财政运作中广泛使用中国“两”,以此来统计财政收支数据。1847年第46号总督训令和修订的《澳门公钞估议章程》将议事公局排除在公钞估议活动之外,由此设立了一个独立于议事公局而从属于澳门总督的政府部门——公钞会公所。亚马留政府尝试对澳门华人征税,并部分达到了目的,但尚未建议起一套专门针对华人的征税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报业

澳门报业 ,在中国近现代的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 ,虽因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和澳葡当局的干涉 ,澳门报业迅速跌入了低谷 ,然而 ,正是在中国抗日战争这段特殊时期里 ,由于澳门自身所特有的政治地位 ,使处于低谷时期的报业在中国抗战史和中国报业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     

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

消道光时期《新修香山县志》收录六幅与澳门有关的地图,在这六幅图中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澳门史地资料,其中许多澳门地名为这些图首次出现.本文透过对这些地名的研究,可更深一层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之内涵.     

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雍正通过密折了解下情，震慑和控制臣下，和亲信大臣密议大政，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措施。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而行，使雍正时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阅历广，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使密折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振数百年颓风”，使雍正朝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但密折制度毕竟有得有失，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于一时，而不能实行于久远。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清代词学批评中的"周柳"合论

清人着眼于周邦彦与柳永均有雅俗二维复合的特质,均通音律、工长调以及在笔法、结构上存在承继关系而将这两位在宋代地位甚为悬殊的词人组合起来进行比较论述。这种合论实质上是清人借二者的某些共同特质来表达自己的词学思想,如对周、柳雅俗风格前后不同的评价反映出的正是清人雅俗观念的变化轨迹。比较合论的批评方法虽能展现周、柳二人的完整风格,但也把词人的非主导风格过于放大,从而影响词人在清代的接受情况。     

清雍正帝面临的文化挑战与应对

清朝作为一个起自关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关之初遇到关内汉民族的强力抗争是可以想见的必然结果.然而在经过了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的经营后,武力抗争归为沉寂、全国统一,经济也由逐步恢复走向繁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雍正作为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帝王,在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他面对着来自民意的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像武力对抗那样的明显、直接,它是无形的、以民间舆论的形式存在并传播的.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文化挑战,雍正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本文以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三部“国民教育”读本来剖析雍正时期官方与民间的思想分歧与雍正应对策略的得失.     

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唐后期,为了控驭广西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在广西境内首次设立高层政区岭南西道,道治位于邕州,但历时短暂。从北宋到明代,在以民族因素为主导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清代中前期,民族因素对广西地缘政治的影响削弱,桂林作为省会只是历史惯性的作用。清后期爆发的边疆危机,成为广西地缘政治变动的新因素,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成为历史发展的妊然趋势。     

论广东在明末清初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天主教首先在广东的澳门建立了基地,进而深入肇庆、韶州和广州,然后在北京播种于宫廷、传扬于全国。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起了特殊作用,一因广东具有优越的博采异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古老传统;其次由于岭南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内引外联的开放性;再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广东的居留与考察,为其了解中国国情、确立文化传教和结交上层、从而获得合法传教身份的方针提供了人文环境。     

《蜜蜂华报》的创办和澳门近代报业的发展

澳门报业历史悠久,其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性。1822年《蜜蜂华报》的创办是澳门近代报业之始。本文分析了《蜜蜂华报》创办时期的国内外背景,和该报在澳门报业史及中国近代报业史中的地位。同时总结和比较澳门近代中文和葡文报章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轨迹。     

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邮戳

鸦片战争前,澳门和广州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葡萄牙和英国为满足邮政通信的需求,在两地非法建立了最早的外国邮局,并使用了最早的外国邮戳。外国邮戳在中国经历了多次变化,它既反映了外国侵略中国邮权政策的转变,又为深入研究清代中外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