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者的文化困惑约议

19世纪中叶 ,伴随着闭锁的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的门户洞开 ,先进而优势能的西方文化浪潮拍岸而来。一时间文化知识界风雨鸡鸣。近代中国人终于痛楚地发现 :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在东西方之间出现了历史性更易。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和社会里 ,作为“社会的良心”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救民的道义精神空前敏锐和强化。以此为契因 ,他们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和比较 ,并自觉地进行着文化的选择。于是 ,一种浓郁的文化困惑感油然而生。一、文化角色的困惑 :治学与参政的两难选…     

升华文明：现代化指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在文明的框架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指引的基本方向。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划分出文明与野蛮界限的基础上，拓展文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促使文明发展划出古今的界限，升华文明发展的总体层次。对中国而言，在其历史发源阶段，就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突破野蛮、突进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也长期处在领先的位置。在近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受到局限。“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则内涵着接受、转化并创制现代文明的丰富含义。在文明持续发展的进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中华民族复兴，以及有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两个目标，既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引，又是对人类文明的推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的平台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基本理由。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下)——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位置:世界秩序原理批判 也许,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周宁的这样一段经典表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启蒙运动中完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自由、文明为价值尺度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人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野蛮或文明的对立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其优胜劣败的等级,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和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成为自由、进步、文明的‘正义'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改变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中国形象也成为停滞、衰败、专制、封闭、愚昧、野蛮的东方帝国的典型.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生命道德的两难选择在历史进程中的超越

传统生命道德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冲突所产生的两难选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道德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由困惑到重塑,在历史发展中超越自己。历史的观点是我们判断生命道德的最终参考系,而历史的方法则是生命道德研究走出两难困境的钥匙。     

人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近代野蛮和人的异化的基础上的。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人的人格品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的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关于史诗理论的几个问题

一、史诗的产生与发展 史诗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阐述基本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上的宏观考察,认为史诗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论述的那样:“……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2页)另一方面,从     

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化法制的创造性转换

伴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制也同样面临着一个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变革,这个转型、变革的过程就是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这种历史性的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法律现象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往往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使法律在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历史形态,不同类型的法律有着迥然相异的价值目标和依托。法的关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展,从传统到现代的跃进,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高度的民主要与完备的法制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包括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概念,是人类社会的飞跃。民主与法制是文明产物。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古代社会历史材料的研究成果,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发展,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不朽的著作。文明时代的到来,正是人类社会在物质     

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

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     

文明冲突下的寻找与逃逸--论农民工生存境遇描写的两难选择

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书写已经被挤入了边缘,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而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移,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交锋与冲突,给中国乡土小说的书写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我们在描述一个文明沉落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但是我们却不能去掩盖它的历史滞后性;相反,另一种文明带来的历史进步却不能遮蔽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戕害。许多作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城市文明进步的巨大诱惑;另一方面又是对农耕文明美德的深刻眷恋。怎样选择价值取向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又过多地关注了小说形式层面的描写,而忽略了作为在几种文明冲击下的人的复杂心理状态,亦更加忽略了对几种文明形态相互撞击后果的价值评判,以及它们在历史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的哲学批判。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命题。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 ,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岐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 ,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被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 ,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哲学阐释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文明机理,首先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经纬及其时代使命中发现它的特殊性内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导。在此基础上,厘清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澄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指明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重限度。与此同时,通过反思传统“义利之辨”的核心程式切中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伦理方面形塑现代化的灵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为生成了人类经济文明新形态。它不仅开辟了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历史进步模式,更为世界其他文明通往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中国方案。     

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

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能够把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联结在一起，使之不断革新，推动社会稳步发展；而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多源性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困惑于东西方文化的选择，始终不能固定自己的轨道，从而使俄罗斯历史呈跳跃式推进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俄政治文化的发展必须契合时代潮流，走文明、民主、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城市发展中的"两难困境"及其破解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矛盾最突出、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与此相应,城市发展中的"两难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干扰和困惑.本文针对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中两难问题凸显的现实,系统地探讨了其特征、成因、破解的途径和方法.两难问题的形成是局限条件约束下进行选择的结果;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就是一连串两难问题的累积;在"两难困境"的张力中寻求城市发展的支点,是破解"两难困境"的关键所在.     

挑战与机遇:中国生态现代化之路

生态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为中国走向生态现代化提供了良好机遇。但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观念的长期缺失,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曲折以及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又使中国走生态现代化之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的道路选择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理念,迅速转变发展方式与现代化路径,重建以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中心的资源与生态保护系统,尽力减少生态足迹,立即行动起来,自觉走生态文明之路。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错位及其出路

文化现代化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今天认识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思维视角的转换,从西方框架中跳出来,从我国的实际变化以及世界背景和格局的总特点出发,走文化民主的道路。我国文化最重大、最醒目的变化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结合,这一历史进步使中国社会跃入到现代社会,然而又形成我国文化运动中的怪圈: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历史否定,而马克思主义文明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否定。在中国,这两种质上不同的否定奇异地结合起来,形成历史的错位。承认历史的错位,变错位为正位,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谈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文明的发端什么是文明?目前一般均认为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但文明并非从来就有的。人类是经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才进入文明时代的。从蒙昧到野蛮,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还不是文明。因此,研究文明应该从它的发端开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所作的摘要,描绘了一幅从蒙昧时代直到文明时代开端的发展图景,他说:“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     

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关系研究

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探索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寻求超越西方文明体系的新文明建构史。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源自西方文明体系的思想,但是,在当前指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作为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作为中国的文化积淀在更深层次上指引着中国的未来。从根本上讲,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奋斗史,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史无前例的文明"解构"和"重建"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重要思想资源,双方的重组与构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来源,现代化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激活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在现代化转型中,也给予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以深深的中国烙印,成为中国创造超越西方文明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使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现代",同时也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