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背景下德吉村语言扶贫实践路径探究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的语言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德吉村的语言生活由搬迁前单一使用藏语的方式,转变形成了搬迁后“日常交往用藏语、经济交往用汉语”的语言生活模式。德吉村语言生活模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在分析对比德吉村搬迁前后语言生活变化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构建以普通话为核心的经济交互模式、合理开发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建立健全语言发展机制与政策等三方面的语言扶贫实践路径。     

以五大目标为导向的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研究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一阶段面临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乡村振兴阶段，语言事业将面临更复杂多样的对象、更广阔的范围、更高的要求。本文就如何衔接语言助力乡村振兴与语言扶贫这个关键问题，以文化、产业、人才、组织、生态振兴为目标，从做好语言文化保护政策衔接，扩大语言产业服务范围，打造以职业语言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基层组织语言治理能力，促进乡村语言生态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互塑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赓续了数千年,与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演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互塑的共生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推动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威化、普及化。国家通用语的基因传承性与通用文字的历史一致性成为凝聚中华各民族的重要纽带,滋养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建语言认同,巩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动,民族团结、民心相通是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互塑共生性是二者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城镇化进程中边疆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互动研究--以广西为例

城镇化有利于优化边疆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快边疆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竞争力、丰富边疆文化产业的种类、推动边疆新兴文化产业的崛起,但同时也会割裂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加剧边疆文化产业的恶意竞争,拉大各少数民族在文化开发与保护方面的差距,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力度薄弱。可通过构建基于边际效用不断递增的“双核模式”、基于区域文化产业一体化的“三元模式”、基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抓低放高模式”等互动模式,促进边疆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互动发展。     

文化精准扶贫成果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机理与路径选择

巩固拓展文化精准扶贫成果,推动文化精准扶贫成果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效衔接,不仅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文化精准扶贫与乡村文化振兴在内容上一脉相承,实践中纵深递进,目标上高度契合。但二者也有明显区别,实现有效衔接仍然存在急需克服的障碍,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扬脱贫攻坚精神,着力在文化政策制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实现二者无缝高效衔接。     

"2020后"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体系研究

当前扶贫攻坚战阶段性任务即将告一段落,燕山-太行山片区的“2020后”减贫战略定位和治理体系如何确定,思考“2020后”的减贫战略方向和工作重心的变化趋势,文化扶贫不失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燕山-太行山片区的扶贫应以文化扶贫为抓手,剖析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多角度、深层次关系,从文化本源重新认知扶贫文化和扶贫文化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内涵。在发展路径上,应构建经济化扶贫、产业化扶贫、市场化扶贫、文化化扶贫、“文化+”扶贫、精准化扶贫等方面的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有近五亿乡村人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当前,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乡村的物质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要实现乡村更高水平发展,不仅要推动乡村在经济上的振兴,也要以文化产业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文化产业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动力和支撑,我们应以文化产业发展为手段、以重点领域为突破、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使文化产业激发乡村动力、释放乡村活力、挖掘乡村潜力,使文化产业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在“后扶贫时代”下,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尤为迫切。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风险,包括乡村产业发展风险、环境治理风险、文化滞后风险、基层治理风险、乡村返贫风险等方面。应从加强农村经营体系创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农民素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关注返贫问题五个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香港、澳门语言生态重建的使命与机遇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回归祖国以来,占据主体地位的应用语言仍以英语、葡语和粤方言为主,普通话在教育教学实践及社会公共事业领域的语言实践中一直处于边缘境地,特区政府虽有普通话推广政策出台,但执行力度、应用结果皆不甚理想。如何在保护区域性方言的前提下,从国家主权、国家意识的高度逐步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港澳两地的主导地位,这已成为再造两地中华民族价值体系、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亟待考量的基础性、导向性问题。据港澳两地的语言使用现状,可见语言对国家认同、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认知、语言与中华文化认同、弘扬"人文港澳"文化力量等三个方面,语言对策建议从服务国家安全与港澳两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作为国家“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精准扶贫成为重要的政策和研究议题。本研究试图从乡村主体性的层面,指出精准扶贫问题的解决,需要对造成贫困的市场主义有更深层的了解,重塑乡村的主体性,使乡村文化的互助性得到恢复,使乡村经济的自主性得以重建。如此,才能实现扶贫的可持续。     

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研究

乡村文化产业是促进乡村全面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发展为乡村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有利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因此,为解决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一要完善乡村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筑牢数字人才根基;二要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价值,丰富数字文创产品类型;三要创新“文化+数字”产业模式,培育乡村文化品牌;四要加大吸引外部投资力度,夯实乡村经济基本盘;五要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管理体系,提升乡村管理效能,推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扶贫路径探析

传统扶贫理念和模式多以外部资源输入推动为主,而忽视了乡村自身资源的文化经济价值,由此导致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项目与当地生产生活系统脱嵌、扶贫效果不明显或难以持续等问题。乡村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独特多元价值,为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提供了潜在资源要素和内源式发展动力。新时代应当转变过度依赖外部要素输入的扶贫理念,将乡村自身拥有的资源作为产业扶贫的驱动要素,挖掘、利用、整合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创新产业扶贫开发模式,以文化力推进产业融合开发,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富民育民的扶贫目标。     

广西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需求分析与体系建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与RCEP全面生效为区位优势独特的广西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加速催生了广西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语言服务需求,从广西面向东盟的角度,可概括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需求、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求、文化和民心沟通的需求。然而,广西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体系及其构建仍有短板,如缺乏系统、持续的语言服务产业发展规划政策,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人才紧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结构欠完善,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不足,语言服务平台建设未成熟等。加快完善广西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体系构建,应强化对广西面向东盟的语言服务体系的全面规划,加快升级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和管理体系,引导语言服务产业均衡发展,深化语言资源的多层次保护和开发,完善语言服务平台的综合建设。     

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从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存在着文化市场机制不健全、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缺乏、现有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力度不够、文化产业竞争力偏低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产业政策、培育专门人才、开发利用现有文化资源、提高文化产业竞争等对策来解决问题,进而促进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当前,农村地区精神贫困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振兴乡村文化对于消解农民精神贫困和助推乡村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内发型发展与开发扶贫问题

内发型发展倡导在地贫困人群在发展中的主体性,以及基于传统资源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作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重脆弱的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在开发扶贫中的主体性被忽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被“去能”,贫困人群对资本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形成。从内发型发展的视角看,开发扶贫需要重塑贫困人群的主体性,谨慎选择外部资源输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路径,将贫困人群的再组织化视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首要的公共产品供给。     

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确立与发展的六重逻辑

语言及其制度是人类社会交往与发展的产物。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为主体的我国现代语言文字制度是在中华各民族语言文化经过几千年不断地交往交融基础上确立与发展起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之确立与发展不但遵循了各种语言及其制度所共有的客观逻辑规律,还遵循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发展需要的哲学逻辑、历史发展逻辑、精神逻辑、社会逻辑、政治逻辑和法治逻辑,体现历史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承性与创新性、民主性与法治性的统一。     

当前"推普"的一些思考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新的形势下,为使“推普”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宜在 以下几个方面认真思考: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总结经验,研究“推普”的相关问题;进一步 做好普通话测试工作;关注语言发展与语言规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