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

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 ,对人类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很大冲击 ,在基因的冲击面前 ,人类的伦理道德已显得苍白无力。面对这一冲击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 :科学地看待这一新的科技及其成果 ,冷静的深思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伦理问题 ,使人类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接受能力。从人类基因的研究及其技术应用着手 ,探讨其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 ,是我们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案件的发生表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谬用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人类临床应用存在安全风险、社会管理失序风险和伦理风险三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刑法应当禁止对生命健康法益造成侵害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行为,有选择性地规制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并慎重回应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所涉伦理问题。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挑战,刑法应当在兼顾谦抑性的同时,设计相关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由人类基因研究看科技发展与人类伦理的关系

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及其技术的利用,对人类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很大冲击.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人类的伦理道德已显得苍白无力.当前首要的任务是从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的利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着手,着重寻求促进科技与人类伦理和谐发展的途径.一、充分强调人类在基因研究成果上的共享性与个人的平等性;二、在全社会弘扬主流的道德风气、主流的价值观念;三、加强立法.     

关于基因编辑的伦理反思

基因编辑是一项新兴的复杂的前沿科学技术,它如果得到安全、合理的利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效应;但关键是它目前并不成熟,在缺乏严格的科学评估、安全性存在不可预知风险的情况下,贸然使用可能导致人类基因谱系发生改变等问题,甚至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即使今后基因编辑技术成熟了,如何合理地运用它,而不偏离正确的轨道,也需要更审慎地进行伦理反思,努力形成基本的伦理共识。为了促进基因编辑技术的健康发展,令其更好地兴利除弊,为人类造福,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应用必须遵循人本原则、公正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知情同意原则、责任原则等基本的伦理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伦理－－中国古代伦理的文化考察

以文化与伦理相互制约立论,从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揭示传统伦理道德及其学说的发生、形成及其在传统文化中扩张和稳定性的根源;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结构,从不同侧面阐述传统伦理道德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多元整合的特点,揭示伦理道德及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扩张的道路和机制。     

人类基因的法律定位——基于人文主义的法学立场之分析

基于人类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人文危机等负面影响,需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而从人文主义角度合理界定人类基因的法律地位是规制人类基因技术的重要规范性条件。从维护人性尊严和社会公正原则出发,人类基因应当被确定具有人格属性,其在私法上是人格权之客体;同时,作为人类共同资源和财富,人类基因也具有重要的公法意义。     

基因编辑技术的制度规制路径探析

基因编辑技术准入门槛低、应用前景大的特点造就了其迅猛发展的现状,也使令人生畏的潜在风险浮出水面。基因编辑技术在可以根治重大医疗疾病的同时,其脱靶风险也在安全监管领域敲响了警钟。现阶段,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存在概念界定不准确、相关法律规范层级低、罚则缺失和伦理审查法制化程度不同等问题。可通过提升法律规范层级、设计涵摄更多行为法律规制原则与框架、细化伦理审查程序等路径完善基因编辑技术的制度规制。     

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 ——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传统发展伦理观不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应进行衡平,这种衡平乃环境法价值理念的伦理基础。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基于生命伦理的视角

作为一项新兴的生命科技，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可以改善个体和社会的境况，符合福利最大化原则。但这一技术远未成熟，贸然推广应用必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损害未来的人的健康等权益。对此，主流的伦理观认为，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缺乏伦理正当性，但纯粹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医学实验在伦理上应被允许。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刑法之所以禁止基因编辑“造人”的行为，是因为这一行为违反了相关的伦理规范。立足于目前的生命伦理规范，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应是公共卫生秩序，而非人类基因库安全。因此，本罪是行政犯，以行为违反行政法规、行业规范等前置性规范为必要要件。     

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传统发展伦理观不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应进行衡平,这种衡平乃环境法价值理念的伦理基础。     

人类基因人工选择技术的应用价值与伦理反思

虽然到目前为止人类还不能成功选择自身的基因,但是本文站在未来的视角观望基因选择技术的进化合理性和伦理问题。当基因选择与现存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时,不应当为人类基因选择技术设立科学的禁区,而应让伦理观念整合新事实。基因人工选择技术可以给人类带来福利,或许将是人类进化的新方式。基因选择的生命伦理观念应当适应形势的发展,以是否有利于人类追求最佳的生存状态作为伦理判断的价值标准。     

道德实践的辩证意蕴

道德实践是人之为人独有的生命践履方式,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和内驱动力。人类道德践行的方式各有其异,与西方人多以对待自然之方法看待人事,故把“善、义、美”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而进行纯粹伦理规则之构建不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始源处就奠定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美德伦理意向。如中国先贤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生命觉悟而开出“践仁成圣”、“美善相乐”的道德实践进路。因此,需要从人类伦理实践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理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及其本然关系。     

代孕的伦理考量与法律规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生殖技术的代孕已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新兴产物。一直以来,女性的子宫就不是一种中立的道德价值存在,胎儿也不能是商品,女性也不可能成为商品被挑选。当人的身体被客体化和工具化时,它给现代社会关系带来伦理道德和法律的风险。我国卫生部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及伦理原则》中都是明令禁止代孕的,严禁任何以交易为目的谋取利益的代孕行为,但是其他法律法规的空白状态引发了代孕严重的伦理问题和法律规制问题。我国应利用法律手段来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提高阶级立法规制,提供代孕不合法的法理依据。     

胚胎基因编辑的刑事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方兴未艾,但其受到来自科技信息壁垒以及伦理道德的约束,传统的刑法难以对胚胎基因编辑的风险加以规制,调整滞后性的缺陷显现,引发传统犯罪的量变,导致新型犯罪的产生和社会秩序的潜在隐患。需要确定相应的刑罚,加强基因编辑过程的监管,强化参与者的主体责任,建立监测评价体系,实现基因编辑副外部性的内化,以应对基因编辑造成的可能风险与社会危机。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与宪法的冲突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基本权益产生了巨大冲击,“基因编辑婴儿案”再次引起社会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的讨论。该技术打破了社会伦理观念,不符合宪治正义的根本价值,破坏了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平衡,违背了宪法自由与秩序的基本价值,与我国宪法基本人权原则及法治原则存在冲突。宪法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权、生命权及平等权等基本权利,而该技术忽视了人格尊严,对人的生命权及平等权造成极大伤害。对基因编辑婴儿案进行分析,揭示该技术与宪法的具体冲突,旨在为保障科技在合法轨道上发展提供借鉴。     

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价值”“伦理”“道德”的范畴区分与意义辨析——基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

“价值”“伦理”“道德”诸范畴的界定和区分在国内外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意义辨析和范畴区分。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对“价值”“伦理”“道德”进行溯源式的考察可知,“价值”的原初内涵是人类根据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事物或对象所进行的评价,其中对人的生活及行为的“善恶、好坏”评价是伦理维度的价值评价,对事物的“美丑”评价是审美维度的价值评价;道德的原初内涵是在特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中自发形成或主动构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价值”“伦理”“道德”具有内在联系,同时也具有关注点和视角方面的显著区别。     

论伦理关系的代际特征

由于社会伦理关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伦理结构，因此，对社会伦理关系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加以审视。从纵向维度对社会伦理关系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伦理关系的代际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青年伦理、中年伦理和老年伦理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之中。     

基因编辑技术规制思想探析

短短几年内，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其应用也异军突起。但由于该技术存在潜在风险，遂引起各界对其不当应用或越轨行为的深切关注。探讨基因编辑技术规制问题也迫在眉睫。目前，关于基因编辑技术规制思想分别从伦理、法律、制度层面展开，形成了开放管制、严格管制和有限允许三种路径。然而这三种规制路径却存在着理念层面和现实操作层面的选择难题，即如何在科学发展和越轨规制层面保持张力面临着极大的考验，需要从认识、社会等层面进行反思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