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核心要义、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阶段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推进实施,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成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践问题和急需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的逻辑理路是地方政府创新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支撑。在核心内涵指导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需要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目标逻辑和实践逻辑,结合已有实践基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的综合决策协调制度、健全稳定规范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投入机制、建立生态文明财政支出动态监控机制、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资本—公众”多元投入模式、完善“分配—考核—奖惩”全过程绩效提升机制、强化配套保障机制建设等。     

西部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协同机制

生态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举措,是落实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依托。西部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包括马克思生态观、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通过建立正反导向的“三方协同体”,构建西部乡村生态振兴机制。政府层面通过生态非正式制度衔接生态制度,以制度效力保障生态产业化和激励村民生态行为;产业层面通过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满足大众生态需求并形成生态产业化以促进乡村生态振兴;村民层面通过培育生态公民和践行生态行为,以使村民参与生态产业化和反馈生态制度修正。最后提出规划先行与政策保障、要素升级与市场对接、理念交融与组织建立三大层面的可行性路径,以期推动西部乡村生态振兴并贡献有益经验。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并就如何改进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首先，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从供给、环境和需求三个维度分析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然后对具体条款进行编码和政策工具频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共纳入的17份中央层面政策文本中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政策工具分别占比33.33%、48.89%、17.78%。分析认为，供给面政策工具中的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使用不够，需要细化供给面政策工具，扩大医保资金来源和加快医保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政策工具比例分配不均衡，需建立健全医疗保险服务监督机制，完善制度保障；需求面政策工具需优化，要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加强医保的信息化建设。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阐明与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作为一项环境司法政策,源于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历经了萌芽、发展与逐步成熟的形成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修复。生态整体主义、系统论和协同治理论可分别从目标整体性、构造体系化与实施协同化等维度阐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理论缘起。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在实现生态环境协同修复过程中存在的理念滞后、适用受限和管理失序等实践问题,建议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修复优先”原则、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扩展性”应用与生态环境修复过程“统合化”管理,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中的体系化运用。     

集体林权改革与传统生态保护政策适应性探讨

文章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背景,分析了集体林区发生的两个重大转变,以此为出发点,对我国传统生态保护政策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初步结果认为,我国传统生态保护政策与集体林区所发生的转变不相适应,最后从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具体的政策措施三个层次提出了我国传统生态保护政策适应性优化框架。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原则及其改进

因沿用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填补损害的赔偿逻辑,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原则呈现出追求完全赔偿、舍弃惩罚性赔偿、生态修复与金钱赔偿相结合等特征。适用该原则会使司法实践面临一系列困境,如易导致过高的赔偿金额,难以合理评价生态环境的价值损失,不能发挥惩罚功能以规制恶意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科学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原则应从生态环境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特性出发,除了考虑民事赔偿责任构成要件,还要考虑生态利益受保护的程度、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负外部效应、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将符合生态承载力原则、生态修复优先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作为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变迁的社会演化论分析

为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文章对中央层面各部委发布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借鉴社会演化论中“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梳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国家安全治理的政策供给往往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前提,面对系统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侧重安全的单一逻辑,逐渐向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统筹的结构演变。最后,文章就其在理论、现实和方法层面的意义以及议题的拓展空间作进一步讨论。     

政府对FDI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构研究

跨国直接投资的特殊属性以及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保障FDI健康发展和防止FDI行为扭曲,是政府对FDI流出进行政策干预的充足理由。通过对FDI政策目标的解读,中国FDI政策应从单纯的激励政策向激励——抑制——中性三位一体政策体系转变。中国FDI政策规制应加以改进:逐步变审批制度为登记制度;以激励的政策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境外资源;建立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加速完善中国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手段调节企业跨国经营行为。     

寓治于产：双碳背景下的沙漠开发与治理

“双碳”目标的设定不仅为光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新技术的应用也使得沙漠地区的开发与治理衍生出全新的模式。库布其沙漠达拉特光伏基地在生产过程中,将光伏发电与沙漠治理有机地融合起来,环境治理嵌入到电力生产的过程之中：项目规划赋予了光伏发电沙漠治理的使命;出于对风沙环境的适应,固沙、生态修复等沙漠治理活动成为项目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光伏项目为沙漠持续治理提供了支持,并形成绿色效应的外溢机制。光伏发电与沙漠治理的融合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逻辑：光伏设施植入沙漠,并逐渐从生态上、经济社会上融入沙漠,延伸出光、林、草、牧等多业样态;在以土地为依托的背景下,“地尽其力、多业并举”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策略,“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则是其践行的基本原则。寓治于产的沙漠开发—治理模式,不仅实现了沙漠治理、生态修复、减碳降碳等多种生态目标,也实现了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促进地方就业的经济社会目标,对中国沙漠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甄别、治理逻辑与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现阶段加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但在政府主导型或行政嵌入式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因受以现代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思维逻辑影响,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在整治实践中存在政策扭曲、错配和异化行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潜在风险。文章尝试突破"经济—社会—生态"等正外部效应的分析进路,以风险视角切入,探讨风险的多重样态及其治理逻辑,并提出有效防范或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政策建议。     

食品安全视角下奶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偏离机制——基于陕西省奶业补贴实践的调研

奶业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与财政支持。然而,食品产业链包含诸多环节和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在各个主体利益诉求的重塑下,奶业补贴政策无法线性实现其食品安全和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本文以陕西省奶业补贴政策实践为例,从政策制定、执行、监管等方面描述了中国奶业补贴政策实践与目标偏离现状,并从政策标准与实施工具的现实缺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偏差、政策目标与企业目标不竞合等角度分析了奶业补贴政策目标偏离的发生机制,并对如何修正奶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偏离提出了建议。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量化分析——基于2010—2023年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优化调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整体布局,对于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0—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偏好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把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少,对构建优质生态产品营商环境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重视不够,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较少。因此,必须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的均衡匹配,强化政策目标的优化设计,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     

能动的执行者：社会政策制宜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以低保政策为例

随着国家加大对低保工作的专项治理力度,低保政策执行的基层自主空间被压缩。在此背景下,作为低保政策与政策情境黏合剂的基层执行者引起学界关注。研究发现,与消极应对的低保政策执行者不同,有一类政策执行者能够主动缓解一般性政策与复杂性社会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他们以实现政策目标为行动导向,以政策要求为行动遵循,能动地盘活社会关系,建构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政策执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在长期的政策执行实践中凝练出有助于政策地方活化的实践理性,积极提升刚性政策的情境嵌合度、问题适洽度、需求贴合度,从而营造出低保政策执行的制宜空间,将文本政策转译为实践政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破解矿产资源地生态诅咒的财税政策研究

矿产资源地在资源开采、输出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修复与污染治理问题,财税政策对破解生态诅咒问题至关重要。文章在梳理矿产资源地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基础上,剖析了现行财政体制和资源税费体系,发现政府间财政收入分享机制不合理、环境保护财政压力巨大、资源地税收与税源严重背离、资源专有税费的设计发挥生态保育功能作用不够等问题,提出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环保责任并完善环境财政机制、改革矿业权价款分享制度、提高矿业权使用费征收标准、清费立税适时开征环境税等政策建议。     

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一般行为是追求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但在以生态约束为主要目标的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应该转变为生态理性经济人角色。本文认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包括:从总体上要达到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生态经济人理性与企业文化责任制度的密切结合;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上要实现生态技术创新、企业内部生态化管理与企业间生态协同的相互统一;在政策偏好上要坚持以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基本原则。     

民生保护政策视域下的劳动刑法图景

随着民生保护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社会政策,劳动者之社会权的保护开始成为刑法之事,进而决定着一国劳动刑法的理论图景：依杖于劳动者的社会权,以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为主旨;以社会责任论为基础,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以规范劳动者的集体劳资争议为核心,以规范所提供的框架引导为逻辑主线;以区别对待为原则,是一种典型的差异性刑法。     

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政策扩散的运作逻辑——以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扩散为例

中央政府通过权威调控促进府际学习并推动政策扩散,但其趋同与趋异并存的政策扩散结果背后的运作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策扩散的多重机制：在纵向上,中央政府整体性调控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标对表,地方政策呈现趋同现象;在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使后发追随者基于“恐后”心理学习先进地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趋同,而竞争取胜者为保持先发优势,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使得政策结果趋异。“制度结构—府际关系—扩散机制—扩散结果”四个环节形成了中国政策扩散的逻辑链条,多重扩散机制在府际关系塑造下并存且共同发挥作用。与西方政策扩散逻辑不同,中国政策扩散多重机制与异同并存的结果源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制度背景。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论与方法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对政策科学如何在巨大且复杂的社会系统内展开研究提出了挑战。对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及其方法论的阐释可以为全面理解和深入剖析各类政策的制定与发展过程提供科学思路。以政策文本释义性分析、话语分析和比较分析为代表的定性分析通过文本阐释、语言分析走进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分析政策环境,深入解读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获取对当前政策的启示,是解释主义范式下方法论的具体化。以政策文本内容分析、计量分析以及内容挖掘为代表的定量分析以量化手段来视图化呈现政策文本的内容,更高效地识别政策研究热点主题,梳理政策变迁及发展规律,检验政策执行效果,发现政策文本存在的问题并做出预测,是实证主义范式下方法论的精确化。政策文本混合分析方法属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优势整合,受到多种范式的影响。研究者要根据文本类型、研究问题、研究目标等选择相应的方法,以得出有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