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从政策到法律的补贴制度升级版——以新能源汽车骗补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补贴制度多以政策体现,缺乏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补贴政策虽有一定的激励功能,但也存在不少局限。当前,补贴制度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律之轮"尚未运转。法律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在政策与法律间,重政策而轻法律;在法律调控上,重下位法而轻上位法;在制度设计上,重实体而轻程序;在目标导向和机制上,重激励而轻约束。我国补贴制度需要从政策升级到法律层面,改政策的"单轮独行"为政策与法律的"双轮驱动",在立法方面,要实现补贴立法与补贴政策的同步;在法律规范方面,要完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以填补制度漏洞;在法律机制方面,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     

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重点问题研究

合规不起诉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刑事合规试点改革的重点内容.但对于这项制度应如何建立,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当前,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适用范围、不起诉方式的选择、合规有效性标准评价、第三方合规监管、检察机关不起诉权规范等方面仍面临诸多争议.未来立法可以建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体系,并着重从程序供给与权力规范两个层面,以合...     

审计处理处罚模式及其效果:基于地方审计机关数据的实证检验

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有两种模式,一是单罚制,也就是只对违规单位或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理处罚;二是双罚制,也就是既对违规单位进行处罚,同时还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从理论上来说,双罚制的效果好于单罚制。基于全国地方审计机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单罚中的上缴财政和归还原渠道资金对抑制被审计单位违规行为有显著作用,而减少财政拨款、应调账处理、移送处理都不具有显著作用,各种双罚措施都不具有显著作用。出现上述悖论的主要原因是单罚措施特别是对人的移送处理力度太小,从而对抑制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没有显著作用。     

浅议司法鉴定制度改革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话题.针对当前我国司法鉴定领域存在的问题,应从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规范,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和司法鉴定人资格认定制度,实行司法鉴定程序、方法和标准的公开化,加强对鉴定人人身安全、经济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按日计罚的法律性质与规范建构

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未能得到根本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法不力,而执法乏力的原因之一是立法不严。为了解决环境违法成本低的难题,实现过罚相当的行政规制目的,我国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设立了按日计罚制度,旨在通过逐日累计的巨额罚款迫使行为人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对潜在的违法者产生威慑力。但是,该法并未明确按日计罚的法律性质和操作规范,由此导致适用困难。完善我国按日计罚制度的路径是实行双轨制,即从行政罚性质的按日计罚与执行罚性质的按日计罚两个维度,建构相应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对于在线超标排污行为,可以通过行政罚性质的按日计罚进行制裁;一般违法排污行为如需按日连续处罚,可以采取执行罚性质的按日计罚。无论是行政罚性质的按日计罚,还是执行罚性质的按日计罚,都需遵循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和原则要求,如行为方式要符合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行政裁量过程与结果不得超出法律授权的范围等。     

《政务处分法》双轨处分制度之实践问题与破解

《政务处分法》双轨处分制度具有激活主体责任,规范专责监督的重大意义,但存在任免机关、单位管辖判断标准模糊、管辖冲突等制度性“间隙”,也存在对历史演变与现实运行的模糊认识,影响双轨处分制度的实践运行,导致监察机关处分案件占比较高的情形,过多消耗监察资源,影响监督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应从制度层面促进双轨主体协同发力,出台《政务处分法》的配套规定,细化双轨处分主体管辖、标准及争议解决规则。具体破解路径：一是明确任免机关、单位管辖判断标准;二是明确双重管辖冲突处理规则;三是明确监察机关监督任免机关、单位处分的法律概念;四是完善任免机关、单位处分制度的程序性规定;五是制定合理的考评考核制度。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刑衔接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边界划定不清、行政处罚与刑事措施混用等行刑衔接问题。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法与刑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以及行为方式等实体内容上存在立法脱节;二是案件监管移送、证据转化及法律监督的程序规则缺乏协同。为保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良好行刑衔接和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维度,建立刑事法与前置行政法规范的协调衔接体系。在实体衔接层面,要坚持法秩序统一原则,实现两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分级标准以及不法行为要素的联系协调,合理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边界。在程序衔接层面,要强化行政监管主体的协同配合,细化案件的双向衔接程序,规范证据转化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协同功能。     

中韩法人犯罪中双罚制的比较研究

我国和韩国的刑法在法人犯罪的处罚上都采用双罚制,即既处罚法人组织体(处以罚金刑)又处罚法人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刑).双罚制虽然在两国的法律中反映出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两国刑法对法人犯罪的承认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双罚制在责任依据、结构模式、处罚内容方面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在韩国,“两罚规定”中对直接责任人员一律处以与自然人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而且“两罚规定”对法人组织体和直接责任人员规定判处的罚金刑都是限额罚金刑,尤其是在食品卫生法、建筑法等重要的经济法领域对法人组织体判处独立且高于直接责任人员的罚金,以此来提高对处罚法人犯罪的综合效果,进而达到预防与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因而韩国双罚制的具体内容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论“首违不罚”制度之“首违”的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通过立法形式确立“首违不罚”制度,这是推动人性化执法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化建设的创新性举措。但由于相关立法实施时间较短,所以理论上对“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认识,实务中各执法部门适用“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对“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裁量结果差异较大。“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基础,从时间要素、首次认定、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再犯情形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认定和适用,从而促进“首违不罚”制度发挥功能作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推行柔性执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共同富裕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梗阻与纾解路径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着力点。当前,中央与地方虽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功能耦合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体系,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也出现了一系列制度性瓶颈问题。基于“多层嵌套”的制度分析思想,从顶层设计规则到具体操作规则、从正式规则到非正式规则,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梗阻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法律规范制度”层面的立法层次整体偏低、法规规章条款泡沫化、程序性和配套性规范缺位;“政策制度”层面的“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公共决策体制、公众需求表达渠道受限、地区间横向协同机制缺失;“配套制度”层面的政府间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户籍制度与公共福利捆绑;“非正式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参与供给存在准入壁垒、地方政府官员的双重角色冲突。破解上述制度性梗阻的纾解路径主要包括：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梯度标准体系、政策参与机制、质量监测体系、财力可持续均衡保障机制。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股东诉讼制度现行问题与路径建构

任意性规范是私法领域的重要概念,其理论内核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基于公司法的私法属性,其任意性规范之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法的运行效率。当然,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亦可能被违反或滥用,故公司法任意性规范要实现其预设之法律目的,还需配以完善的股东诉讼制度等司法保障机制予以规约。从现行法律看,我国的股东诉讼制度尚存诉讼前置审查程序缺陷、被告确认模糊、诉讼担保规则不当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加强对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前置审查程序、诉讼被告对象及其补偿责任分担机制、股东诉讼担保等法律条款做出修正。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单位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界定问题。单位犯罪的主体,无论是不是法人,都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组织。第二,单位犯罪的主客观特征。主观上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客观上是行为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了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的危害社会的并由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第三,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严格执行双罚制,对罚金刑标准应遵守刑法分则的规定,不能采取以罚代刑的办法。第四,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采取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的方式。     

行政程序法理念与制度:发展、现状及评估——兼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颁行

中国学者对行政程序法的研究,集中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对行政程序法的理念研究,主要集中于目标模式和功能模式两大问题。目标模式涉及到行政程序的效率、公平及其权衡等问题,功能模式则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的关系问题。对行政程序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程序原则、规则设计。文章认为：如何将理念和制度研究与中国行政过程的现实以及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将是中国行政程序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临的挑战。在当前,打通理念、制度与实践的最佳路径,应是鼓励地方进行行政程序立法实践,并尽快启动国家层面上《行政程序法》的制定。     

新一轮机构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化与突破

“行政体制改革”的概念包含行政体制的内涵、外延及其改革三个层面。从内涵看，所谓行政体制是指国家为了进行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等方面建设和政务活动所建立的管理体制，主要由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配置与机构设置、管理人员的配置和任用制度，行政管理的运行程序和规则等三部分组成。因此行政体制涉及到行政机关内部各种行政要素，是一种全面性的、综合性的管理活动。从外延看，行政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结合部，因而它既是政治体制系统工程的一个子系统，又是更大的社会系统…     

北洋政府时期的县知事任用制度

在辛亥革命后文官制度紊乱的情况下,北洋政府通过建立知事试验制度来规范县知事的任用资格,通过建立分发、甄别、训练、委署等制度来规范县知事的任用程序。这些制度一方面承袭清制,另一方面也有所创新。由于政治形势动荡,这些制度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实行,但体现了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治理逻辑—现实问题—优化路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我国推行“放管服”改革和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实践效果。从发展缘起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遵循着“初步探索—逐步推广—逐渐成熟”的发展逻辑;从动力来源和目标导向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呈现推力与拉力间的互促逻辑、政府与市场的互惠逻辑。当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仍然面临着监管职责边界不清晰、抽查结果分析运用不规范、随机抽查规则和标准体系不健全、执法队伍建设与新型监管需求不匹配、智能平台构建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为推进新型监管模式向纵深发展,还需从多种监管机制衔接、构建抽查结果分析运用机制、执法队伍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法治化进路

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是融合了声誉、资格和利益的复合型行政约束和惩戒制度,是我国信用法治建设体系的核心。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发展和实践历程,虽然正在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但法治化水平不足。在分析当前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立法模式、认定标准、联合惩戒措施的内容设置以及程序性规则等方面提出推进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法治化进程的路径和对策。     

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启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持续繁荣与否。中国、日本同为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打破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封建包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改革,使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年的近代化道路,迅速摆脱民族危机,富国强兵,成为亚洲强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虽然引进、模仿西方先进技术,但拒绝从根本上对落后的制度进行改革,而欲从器物层面上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其结果只能是失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必须首先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性创新,唯其如此,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特别的未成年人起诉程序。现行的刑事程序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酌定不起诉存在适用案件范围狭窄、单一以及实体规则抽象、程序缺乏透明、后续保证措施缺失等问题,需从立法层面尽快修改酌定不起诉相关规定、明确酌定不起诉的主体和条件、改革刑事审查方法,增设监督、听证程序及后续观护制度,建构和完善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