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2008—2020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动机是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投资是企业重要的价值增值活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绩效(ROA)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混改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国内少量文献着重分析了混改对国企“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但国企混改所强调的“效率”更侧重的是投入产出比的概念，目前尚无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本文首次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分析了“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和产出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混改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份的持股比例约为20%时，“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达到了最大。研究结论既支持了不同性质股权的资源协同和互补效应，同时也支持了制衡理论的权利纷争负效应。这一结论为混改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政策启示。     

云南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思考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为经济增长添加动力。云南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成效还不显著,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股权结构单一;国企数量多,效益低下;民企发展滞后,经营困难。进一步推动云南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须统一认识,做好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引导,加快法人治理进程。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负债融资机制关系研究

从代理理论角度看,公司治理机制是决定企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制度问题,研究治理机制与中国企业的融资行为的关系,特别是股权结构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理解治理机制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和规范企业融资行为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了统计性描述、相关分析以及加权平均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别分析了2000-2003年3886个次上市公司的基本现状、股权结构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负债比例是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将导致负债水平进一步降低,这与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矛盾相一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管理层及董事会持股与负债比例成反比,这说明在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为主要代理矛盾情况下,股东可能会选择债务融资替代股权激励对经理人发挥监督作用。     

论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创新的五个关键点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迫切需要治理模式和制度的创新。在现代公司制三种典型治理类型中,董事会中心型比股东中心型和经理中心型更适合我国当前阶段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董事会中心型治理,或者向其靠拢,要求构建相对集中、制衡配合的股权结构,科学配置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能够有效解决不同出资人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实现从内部人治理向外部人治理的制度转换,有效激励与约束职业经理人,进而在出资人、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多个维度形成现代公司制治理结构,各治理机构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顺利推进。     

集中与制衡:信息技术行业股权多元化对国企改革的启示

研究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多元股权结构,对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文章选取2014年中国 A 股200家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均值比较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终极控制人性质、股权类型、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股权类型中国有股和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法人股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单独对公司绩效不起显著作用,加上股权制衡因素,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阐述了新时期国企改革的启示,即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要完全私有化;发展混合所有制,实行多元股权结构,要更多鼓励法人股权的参与;股权集中是必要的,但需要相应的股权制衡。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以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产生的影响,并引入内部控制质量和融资约束作为调节变量,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融资成本影响的渠道。实证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与企业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和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绝对控股企业和非绝对控股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影响存在差异;内部控制质量会增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融资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会削弱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融资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     

中小板企业财务结构的决定: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不仅基于经典模型对中小板上市企业的财务结构做了检验,而且还考察了企业的所有制背景和政企关系对这些企业财务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总杠杆相比,长期负债率更能反映当前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特征;(2)长期负债率与企业资产的可担保性、企业规模等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杠杆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现显著负相关;(4)国有股背景显著地增加了企业获取长期负债的能力;(5)以政府补贴作为反映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指标,则无证据显示密切的政治关系能增进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能力。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生产效率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所有制经济结构改革和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性手段。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不同程度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但是,学术界尚没有就此进行实证性研究,缺乏从行业、地域、企业治理条件等层面对混改企业生产效率的理论研究。因此,从企业治理结构理论出发,收集了包括企业所有制情况,财务数据等A股中647家国有上市企业2014—2018年度的2986个观测值,通过DID和PSM-DID模型验证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及行业不确定性程度、地区市场化程度、代表社会资本的董事会成员比例、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等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告效应及动机分析

由于A股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大股东增持具有特殊的意义。对2008年8月27日证监会新规颁布后至2010年12月31日之间的上市公司增持行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增持公告事件窗口内有显著为正的公告效应,两日公告效应约为3.21%。增持前,样本公司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不显著,而在增持之后,公司股价累积异常回报显著为正,并且持续性较强。对样本的细分研究发现,不同市场环境下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市场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牛市行情中,大股东增持的市场效应更强。从信号传递和时机选择的角度对大股东增持行为进行分析,对样本公司增持前后股价走势的考察以及多因素分析都没有发现支持市场时机选择或信号发送假设的证据。     

论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混合所有制于1997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隔16年再次引起热议,是因为混合所有制被认为是改革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负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现象的路径。在国资委"分类别、分功能"的混合指导思想下,在各地纷纷进行"次顶层设计"的大背景下,应当如何完善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具有时代与实践意义,而认清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是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本文试图比较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与特殊性,思考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之后的公司治理路径,为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出谋献策。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股权性质对信贷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投资视角

银行信贷作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之一,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对我国企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同时,随着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合理分配我国信贷资源,提高分配效率,以此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在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大背景的前提下,基于投资的视角,利用2011~2016我国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Eviews6.0、Stata12.0等计量软件分析不同股权性质对信贷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越多,其投资效率越低.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长期以来,投资效率不高是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解决国有企业投资存在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缓解投资软预算约束,增强国有企业投资能力。宏观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推进市场公平,优化行业所有制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倒逼其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对此,需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顺政企关系;优化股权结构,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体系,降低市场壁垒。     

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基于沪深A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特殊背景,利用我国2010~2015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支付水平正相关;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股东都偏好低股利政策,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利分配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利分配的相关性不显著;第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而第二到第十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效果不明显.     

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与多元化经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与多元化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构建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和企业多元化的动态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以筛选出的531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股权结构,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多元化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管理者持股与企业的多元化正相关,管理层权力型企业比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企业多元化倾向更大。     

所有制结构、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水平

将2003—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基于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于三类污染物排放水平,不同所有制企业有异质性表现;总体上,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更好的环境效应;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助于各类企业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在同样环境规制强度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减排效果比其他类型企业更显著。研究结论为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为我国的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税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挑战与变革:国企混改与多层次国家股权控制体系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公司制改革的持续和深入,混改的过程将进一步使国有企业体制和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既有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其所要求的不同性质股东和谐共处乃至其本身的顺利进行,均构成对以股份数量为基础的"一股一权"的单一国家股权控制方式的挑战。这在"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着国家股权控制方式应当与其所承载的处于变动中的具体公共利益目标相匹配的思路,变革既有国有股权控制制度,通过国家特别股制度的设计,形成多层次的国家股权控制体系,是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我国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中表明,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纳入发展目标,进一步加大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去行政化建设力度,这对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基于此,本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真正发挥党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     

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

行政审批改革是重塑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以200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各地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下，系统考察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放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表现为企业创新对经营业绩和营业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拓展性检验发现：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客户集中度低和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看，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灵活性。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审批制度改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传导机制，对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合理精准的审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去杠杆”了吗?——异向混改的效用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异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与去杠杆效果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越高,去杠杆效果越差。具体来说,在垄断类企业中,以国有股权降低的“正向”混改比以国有股权增加的“反向”混改更不有利于去杠杆,而在公益类企业中则相反,在竞争类行业中两类改革无显著差异;以国有股权降低的“正向”混改程度对去杠杆的影响在垄断类国有企业中弱于垄断类民营企业,以国有股权增加的“反向”混改程度对去杠杆的影响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弱于竞争类民营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及制度创新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民共进的经济体系,是新一轮产业创新及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呈现改革方式组合逐渐增多、分层分类改革更加明晰、持续政策机制创新、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机制逐步成型等发展特色,取得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是,混改中存在着行业领域有待扩大、企业创新效率有待提升、区域金融环境有待改善、公司治理机制有待探索、资本监管方式有待整合等不足,需要进一步探索改进。下一步应当持续深入地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创新。通过融入双循环战略,贯通产业堵点;通过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增量混改;通过形成国民共进的格局,共享技术红利;通过发展区域金融,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深化公司治理,提升履职能力;通过增强监督体系,实现过程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