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异质性视角下房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选用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有房家庭进行匹配,构造两期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就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异质性视角探讨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结果表明,房价对有房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房屋的财富效应存在。在消费结构异质性方面,房价上涨显著促进家庭衣着类、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消费的增长,而对其他类别的消费影响不明显。在家庭异质性方面,房屋的财富效应在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未婚家庭、无老人家庭和房屋资产占总资产中低比例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房价上涨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与“挤入”效应

厘清房地产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对于促进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促使信贷资金以房地产贷款的形式汇集房地产业,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会提高实体企业的资产抵押价值,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入效应。然而,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最终表现为挤出效应,并随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呈现阶段性递减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非国有及中小型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更强,对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中央政府抑制房价过度上涨和加强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的政策,在缓解房地产企业挤占实体企业信贷资源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城镇化、第三产业与房价互动关系研究

建立2004—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探究城镇化、第三产业和房价的互动关系,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确实存在完整、连贯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城镇化水平提升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抑制了房价上涨;同时,城镇化发展进程对房价上涨具有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房价上涨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则抑制了城镇化进程;此外,房价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影响为正。     

房价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诠释房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3年全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泰尔指数,采用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房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房价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双向影响机制,房价每上涨1%,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提高0.004;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每提高0.01,房价上涨2.9%;不同城市间房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自相关以及房价的惯性上涨强化了这种双向影响机制。     

政策调控、杠杆率与区域房地产价格

杠杆率过高被认为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杠杆效应表现为,杠杆率越高,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越大,越有可能出现“价量齐升”的局面.我国三类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波动都表现出“杠杆效应”,但各不相同.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杠杆率均较高.其中,一线城市的高杠杆率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比重最高,二线城市的高杠杆率主要表现为个人消费者的个人贷款比例最高.由此可预期,政策调控对一线城市的房价影响最深,但是房价的表现并非单边的;对二线城市房价的单边影响最大,提高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都将导致二线城市的房价有所下调;对三线城市的房价影响最小.     

中国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的自增强效应——基于全面FG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2015年间22个样本城市的数据,构造房价收入比指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自增强效应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自增强效应。房价上涨通过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渠道带来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且财富效应渠道的解释力度更大;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和预期效应渠道推动了房价进一步上涨,且资产负债表效应渠道的解释力度更大。因此,政府应实施因城而异的差别化调控政策,保障房地产市场和信用市场的平稳发展。     

市场不确定性、购房者决策与房价

从代表性个人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最大化出发,构建跨期最优化模型,说明影响购房者购房决策的预期因素。考虑到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预期冲击会影响购房决策,进一步以1999-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预期因素的不确定性对房价的影响。结论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与利率不确定性对房价没有显著影响;房价增长的不确定性对房价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受信贷规模的限制,存在门限效应。因此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一方面需要提高房地产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减轻市场不确定性的程度;另一方面需要适度控制信贷规模,减少不确定性对房价的促进作用。     

中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识别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综合考察房产财富、房价、预期和未预期房价对不同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对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研究发现：房价或房产财富与年轻家庭消费的正相关性,均显著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房价对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几乎无差异,与三个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均无显著差异;未预期房价仅与年轻家庭消费显著正相关、且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上述发现拒绝财富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的理论预测,支持共同因素效应的预期收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仅房价上涨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未来预期收入增长才是房价和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重要动力。     

中国住房价格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个突出难题。微观分析表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于不同群体是不一样的,并受到金融环境的约束。决定房价变化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均住房资产量及其分布结构、住房价格变化的性质、金融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因素。以1999-2009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的研究发现:(1)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收入效应产生负向影响,总效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2)1998年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的长期上涨所带来的房产升值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效应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区域差异特征;(3)近5年我国房价的持续加速上涨强化了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削弱了住房财富效应,在住房和金融市场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富效应的减弱幅度更大。     

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中国1999—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同时,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加剧正使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引起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有很多,住房作为家庭的重要支出,房价的过快上涨可能会给家庭生育决策带来一定影响.通过对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1999—2013 年的面板数据的考察,分析房价和出生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房价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房价平均上升 1 个百分点,出生率会下降大约 0.1 ~0.15 个百分点.因此,采取措施抑制房价的不合理上涨在人口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房价区域差异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

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影响巨大,但随着房价上涨,不同地区房价差异增大,各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也受到影响.以34个大中城市2001-2015年面板数据为例,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房价区域差异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的制造业集聚发展具有区位粘性,已有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会影响当期制造业集聚进程;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房价区域差异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即平均房价在一定范围内上涨能促进制造业的集聚,当房价上涨超过一定水平时会抑制当地制造业的集聚.     

时变视角下房价对制造业投资影响的再审视

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近些年房价飞速上涨。房价的快速上涨导致很多资金投向房地产业,而没有投向制造业,对制造业产生的这一影响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在分析了相关影响路径后,使用带有随机波动项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针对房价波动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制造业投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房价冲击带来的这一负向影响在1年左右达到最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房价波动越剧烈,这种负向影响越明显;企业在股票市场的融资并没有流入制造业,而是更多地去追逐房地产市场的高收益;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房价上涨导致货币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的调节作用失效。基于研究结论,建议控制房价预期,减少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推动经济转型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人才新政、房价波动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城市间的"抢人大战"越来越激烈,本文利用70个大中城市的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人才新政对房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能够带动城市房价上涨和经济增长;在人才新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房价存在中介效应,人才新政能间接通过影响房价上涨,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房价波动具有负向调节人才新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房价较低时,会增强人才新政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作用,当房价较高时,会减弱这种正向影响作用。因此,本文认为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权衡多种因素;实施差异化的人才新政,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完善人才制度,有效配置人才资源。     

房价波动、银行信贷与产业升级——基于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检验及区域差异对比分析

房价波动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阐述房价暴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传导机制对产业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并基于全国大中城市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法检验房价波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机制影响产业升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对产业升级产生负效应;第二,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增加房地产银行信贷需求,挤出了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银行资金,从而抑制产业升级;第三,通过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东部大中城市银行信贷对房价波动与高新产业关系发挥中介效应,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高新产业发展资金;中部大中城市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第三产业发展资金;银行信贷没有对西部城市的房价波动与产业升级发挥中介效应。     

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性及门槛效应研究

工资上涨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投入效应、效率工资效应及创造性破坏效应等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但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过低的工资水平不利于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反而使其陷入低工资低生产率陷阱。经借助GMM及非线性内生门槛检验方法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的结论适用于中国,不同时间段的比较得出近年来工资上涨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内生门槛回归得出中国工资劳动生产率的门槛值为年均12693.05元,目前工资越过该门槛值的仅有上海、北京等8个省份,进一步比较分析得出该8个省份的工资上涨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显著高于未跨过门槛值的省份。     

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以出口到OECD国家为例

文章在综合有关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ESI指数分析金砖国家在OECD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性与互补性,通过RCA指数对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分析比较,再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因素进行分析。旨在挖掘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借鉴其成功经验,为增强中国对OECD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提供对策建议。      

房地产增长的经济效应与房价的非理性上涨

从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和房价非理性上涨的后果两个方面,本文对房价非理性上涨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笔者认为,房价的持续上涨并不是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充分发挥的必要前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匹配的房价变动模式不但是更好地发挥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根本前提,也是有效规避房价非理性上涨的各种负面效应、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对民生发展的多重均衡影响分析

民生发展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落脚点。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对民生发展的理论影响分析框架,并采用门槛面板计量模型以及相关统计方法,实证考察2000年以来中国各省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对民生发展的多重均衡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间,经济增长质量对民生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以经济增长质量、人均GDP和经济结构为门槛变量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质量对民生发展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而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结果则显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为此应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利用2002-2014年西部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模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而FDI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FDI溢出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从而得出FDI的引入必须与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