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的传播——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接受史展开

牡丹因其雍容华贵的姿容、灵异妖艳的传说以及崇游尚富的时风成为唐代文学聚集的焦点,形成极具特色的牡丹文化,影响达至邻国。韩国作家南羲采撰著的《龟磵诗话》,从诗评的角度,倾力展示牡丹构筑的唐代文化与文学情貌。《龟磵诗话》作为一部中国诗话的异国流变体,直接反映了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在韩国的接受样态,对深入研究牡丹文化乃至唐诗风韵均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韩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从韩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个别类型入手,分析韩国人在古代是如何认识、描绘"中国"这个他者,并探究其中所蕴含的韩国人的思维及如此创作的意义,最终尝试在东亚文学的多种发展脉络中,把握韩国文学的本质及地位。高丽与朝鲜时代,以"中国"为素材和背景的作品非常多。一些抒情诗和叙景诗以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出使路上所见的风景名胜为素材进行创作;一些传奇和小说将背景设置在中国,出场人物的国籍也均为中国。这些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在文人的作品中。通过与来访朝鲜的中国使臣的会面,通过去往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访问记录,通过览阅中国书籍和士大夫收藏的绘画,可以探寻中国历史和文化空间。一般而言,这些以中国为描写对象和抒情对象的诗文作品,表面描绘中国,实则隐晦地表达或呈现了韩国本民族自身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命运。     

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

韩国古代诗话是韩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韩国古代美学思想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探究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是追觅韩国古典美学与韩国传统文化特性的一条有效途径。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主要展现在:时时呈示出某种生命的情调或人生境界,常常给人一种悠远缥缈的美感,往往呈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律动。     

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

由于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的诸方面原因 ,长期以来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包括现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东亚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汉字、儒学、佛教及道教的共识和认同 ,是最终形成东亚文化圈的牢固基础。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亚人文地理

近年来,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东域学研究逐渐为一批中青年学者所重视。东域学主要研究通过海路和陆路,使汉字典籍文化、儒学、佛学在东亚土地上流通、吸收和另创。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为中心,考察东域学范围的诸国/地区自1894年以降在各个时段的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往来,汉字和汉文化的思想、宗教、文学对东亚的影响及形成的所谓汉字文化圈所经历的近百年曲折道路。     

从神怪情节看韩国古代小说中的中国因素——以《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玉楼梦》为例

韩国古代小说中的大量神怪情节,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本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包蕴了丰富的中国因素。这种中国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文学影像的存在;二是中国儒家思想因素的渗透。从这些神怪情节所包含的中国因素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创作影响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之深,韩国古代文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造诣之深。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简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中国古代文人的砚文化活动

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是中国古代文人用以研墨的工具。但是，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在文学写作与书画创作中使用砚台，同时还将其视为收藏、品评与记载的对象。而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积极地投入到用砚、藏砚、品砚与记砚的文化活动中，其原因在于砚台是中国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并且藏砚、品砚、记砚的活动可以使他们在身心俱疲时得到放松。     

论宋诗话创作意图的生成及影响

诗话的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文学发展本身等多种肇因。这些都是诗话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作者创作意图和选材内容潜移默化的力量。研究宋诗话作者创作意图的生成及对诗话的选材趋向和内容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诗话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及诗学内涵。     

试评《韵语阳秋》

南宋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以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及独到的论诗方法等在古代诗话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与宋代其他诗话理论相比 ,它最富进步意义的创作思想是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 ,反对陈腐用语 ,主张创新 ,提倡平淡自然的诗风等。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2月5日上午,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青岛大学举行了首届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中日韩文学、语言与文化的比较、影响、传播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两个议题,分组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

《诗话丛林》是韩国诗话史上最重要的诗话之一。《诗话丛林》最早之注释、翻译著作为许卷洙、尹浩镇之《译注诗话丛林》与洪赞裕之《译注诗话丛林》。相较于许卷洙、洪赞裕等注译本,本部《诗话丛林校注》之特点主要有:句读方面,尽心审核,避免谬误;校勘方面,遵从原书,订正原书之误必作校勘记,以存旧貌;注解方面,详注韩国文献,略注中国文献。此书主要面向中国学者而作,为中国学者加深对韩国汉诗及诗人之理解,为研究韩国汉文学提供一点便利。     

《全闽诗话》对清初福建区域文学的影响

继南宋之后,清初至道光中,闽地诗话的创作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大量优秀的诗话出现,为闽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全闽诗话》就是当时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区域文学总集。     

韩国《文选》研究的历史和现况

韩国与中国在地理上是“一衣带水”的亲密邻邦,历史联系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汉字与中国文学就已经传入韩国,并受到人们普通欢迎和接受。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汉字和中国文学对韩国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结构,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     

东亚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0月22日至24日,东亚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与青岛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来自韩国、澳门和我国各大知名院校文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收到了70余篇论文和论文提纲。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意义和现状、东亚各国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等几个方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交流学习,思想与智慧的火花相互碰撞,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东亚书法史的演变——殷商至20世纪初

书法艺术是东亚文化的标志之一,东亚书法史是东亚文化史的集中体现.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古文献中,汉字不仅记录了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且也记录了其共同的艺术--书法的审美历程.自古以来,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法艺术,成为东亚文明中独一无二并能骄傲于整个世界的文化艺术.书法艺术是东亚文化认同的纽带,古往今来,在东亚各国、各地区书法家的努力下,这条纽带由窄渐宽,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做出了并仍在继续做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