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老年人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基于收入来源视角和基尼系数分解法,对我国老年人收入结构和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2013-2018年期间,老年收入结构显著变化,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养老金收入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显著增加.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过程中,养老金收入的结构效应和集中效应起到强化作用,工资性收入结构效应起到阻碍作用,其他分项收入作用较弱;城乡老年人收入结构及其分布特征呈现显著差异性.据此,老年收入结构优化的方向应该是,稳定并逐步提高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适度调整和控制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在城乡间的均衡性,以缩小收入差距.     

新型养老：养生、产出性和长期照护并举

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在中国已经达到1．7亿,在这个庞大的群体内,老人情况差异很大,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口还在工作,真正卧床不起,基本需要全天候照顾的失能老人约为1350万,加上失能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大约3500万人。如果仅用“养老”这个词不可能涵盖身体健康的、身体不太健康有些器官失能的、     

北京市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研究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发现这20年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与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休闲时间差异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休闲时间越短;受教育程度越低,工作时间越短,休闲时间越长.群体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带来时间经济价值的不同,从而导致休闲时间的不平等以及收入的不平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另外,受教育程度低群体的休闲时间主要来自于无业群体的非自愿休闲,从而拉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休闲时间的差距.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中国城镇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及养老服务需求预测

以全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结合CLHLS微观数据库,对2050年以前城镇失能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城镇老年人的失能率不断提高,其中在65岁以上、80岁以上及10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其平均失能率分别为28.98%、42.12%和76.04%;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50年以前其所占比例会超过城镇总失能老年人口的25%,而且男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始终低于女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人员需求数量处于上升状态,预计2050年以前其每年需求的平均规模会超过500万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城镇失能人口将高于农村失能人口。因此,应尽快建立覆盖城镇居民的长期照护机制;针对不同的城镇失能人群构建差异化的长期护理模式;加快建设针对城镇失能老年人的专业照护人员队伍;完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规制。     

老年人孤独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调查数据分析贵阳市不同老年群体孤独感的差异状况,考察了个人特征、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老年人孤独感差异方面,有配偶与无配偶老年人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城乡之间及不同年龄、收入和文化程度之间的差异也较为明显,但男女性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在回归分析结果中,家庭关系变量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最强,社会关系变量其次,个人特征变量的影响强度最弱。     

失能老人配偶照料者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失能老人的配偶照料者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家庭的老年人.回归分析证实,被照料者的失能程度作为照料活动的主要压力源,对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受到个人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调节,该影响对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健康状况较差以及没有其他人帮助照料老伴、不与子女同住、不参与社交活动的照料者更为明显.因此,倡议关注失能老人家庭照料者的心理健康,在社区开展照料者支持服务,以期失能老人家庭照料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照料对城乡失能老人和照料者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使用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照料对城乡失能老人及其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照料能显著改善失能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但不利于照料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家庭照料使城镇失能老人身体健康的概率增加42.8％、 抑郁的概率降低45.6％;使农村失能老人抑郁的概率降低38.3％,但对其身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家庭照料使农村照料者身体健康的概率降低18.8％、 抑郁的概率增加49.4％;使城镇照料者抑郁的概率增加41.7％,但对其身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应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对社会照料尤其是居家照料服务的支持,并以此减轻家庭照料者负担、 提升家庭照料效果.     

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全国、省际和八大经济区域三个视角出发,利用全国及31个省级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城乡居民总收入相对差距系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对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四种分项收入的不平等效应不但具有性质与大小的差别,而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从影响性质来看,经营性收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影响大小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呈递减状态.同时,通过区域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各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     

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社会经济梯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和2016年数据,探讨中国成年人抑郁程度的分布情况及抑郁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其中23. 4%的人有抑郁症状,4. 6%的人患有抑郁症);个人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越高,则其抑郁水平越低;通过Wagstaff分解法分析各类因素对和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精神健康回报要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     

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本文辨析和检验了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表现形式及其对公众容忍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客观收入差距对公众容忍度并无直接影响，而感知的收入差距越大，对不平等的厌恶倾向越明显。但客观差距大并不意味着个体感知到的差距大，感知偏差及情境分割效应的存在，区县而非省级、时下而非过往的收入差距状况更易为个体所捕捉和感知，进而对其容忍度产生间接影响，且这种情境传导效应及对客观差距的感知程度在不同群体间有明显差异。这一结果为我们理解过大收入差距与较高容忍度共存的反差现象提供了基于分配结构异质性的观察视角和情境反应在地化的经验解释。     

改革期间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了当前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主要关注收入的决定因素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多层次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使教育和工作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贬值,并且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基本差别并不产生影响,总的来说,收入的不平等仍然较低并且和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小,这是因为在发展较快的城市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在某各程度上被人力资本的低回报给抵消了。一个似乎可行的解释是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城市还未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     

城市失能老年人照料资源分布及照料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

失能老年人是一个对长期照护服务需求更高的群体。目前城市失能老年人的照料满意度较高,但仍存在提升的空间。在中国加快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和支持性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城市失能老年人的照料资源仍然主要来源于家庭,对社会化的照护服务使用较少且满意度较低。城市失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丧失自理能力持续的时间、照料存在的问题以及照料提供者对其照料满意度影响显著。提升城市失能老年人的照料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需要发挥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力量,大力弘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促进家庭和谐健康发展,实施家庭照护支持政策和项目,建立居家、社区、养护机构联动工作机制,培育专业照护人力资源,汲取国外先进经验。     

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和行为决策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对城乡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及行为决策展开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我国城乡老年群体的收入与消费规模并不均衡,收入水平远低于消费水平;城乡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具备相似性,都集聚在衣着、居住、医疗保健;退休后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且"代际收入"可能成为我国老年群体不存在"退休—消费"问题的关键原因.此外,学历水平、家庭支持都能促进老年群体消费水平的上升.     

普亲模式:“低成本、高覆盖” 构建医养融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正普亲集团成立于2008年,是国内较早涉足养老服务领域的企业之一。普亲以老年人身体状态评估为先导,以失能、失智、高龄等老年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在细分老年群体的基础上优化布局养老服务设施,构建"以中心机构为依托、以社区养护站为主体、以居家上门服务覆盖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普亲将着力点放在社区和居家养老,充分发挥社区养护站的平台和枢纽作用,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覆盖社区和居家老人。同时,利用一、二     

数字金融与老年人健康：基于优质医疗服务可及机制视角

文章旨在基于优质医疗服务可及机制视角,利用CHARLS数据和我国城市级别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改善,且这一效果在不同老年群体间和数字金融的不同发展维度上存在差异。上述积极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提高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实现,且在一定家庭收入水平的保障下,相比于私人借贷等其他“低门槛”金融模式,数字金融更易帮助老年人获取优质医疗服务,进而改善健康状况。因此,数字金融的进一步普及与适老化改造有助于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健康挑战。     

收入水平、不平等感知与主观福祉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规范视角分析了不平等感知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对不平等的感知越强,其主观福祉越低,且这种不平等厌恶主要存在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更加关注社会差距问题,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不平等感知;伴随着不平等感知越强,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也越高。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不仅要完善客观收入分配结构,更要重视居民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感知,加强有效信息的及时公布,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此外,三次分配在中国有较良好的群众基础,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补充作用。     

老年人力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探讨

低龄健康老年人可以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对象。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在业状况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低、就业途径单一、就业行业与职业高度集中在农业、就业身份以自营为主、工作时间较长。个案资料显示老年人再就业"社会人"需求为主;收入以贴补家用,提高生活品质为主;工作内容以发挥专业技术特长为主;年龄歧视不明显;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力度大。他们再就业主要受制于个人的生理与个人素质因素及宏观政策因素。应采取相关系列措施善用老年人力资源。     

中国老年人收入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收入贫困的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规模巨大,贫困状况令人担忧.全国低于国内低保线的老年人口为5576万,相对贫困老年人口为7698万-8959万.并且,中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呈现“三高三低”的结构特点,即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高龄高于低龄.贫困发生率随着老年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独居老年人和农村空巢老年人更是收入贫困的高发群体,需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并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