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统计检验

在高质量发展与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文章以2008—2018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效果和机制角度统计检验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并非完全成为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价值,作用机制表现在效率工资效应、现金流抑制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三个方面,即通过提高员工工资、减少新增投资、增加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并且,二者的影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和低创新水平企业中更为突出。文章的研究成果,通过系统识别“五险”费用与企业价值的因果关系,建立起宏观制度与微观企业行为、绩效表现之间的联系,为理解“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在逻辑、激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经验证据。     

生育政策调整与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测算

在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和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的背景下,文章以国有工业企业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从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基于职工与政府目标函数构建社会统筹账户最优缴费率模型,经测算得到最优缴费率为17.96％,低于现行水平1.04个百分点.进一步,测算分析了不同人口增长率下的最优缴费率,结果表明最优缴费率与人口增长率成反比,但最优缴费率对人口增长率的敏感性较小.因此,立足于现实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前提,考虑适度降低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是可行的;并且,调整生育政策有利于降低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从而减小工作单位养老压力.     

基于CDM模型的信息服务业和制造业创新过程比较

海淀科技园是全国高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中心,是中央政府追求建设的技术创新资源转化成产业创新能力的全国示范区,其中信息服务业是其龙头产业。本文在CDM的分析框架下,基于海淀科技园企业年报的微观数据,对信息服务业创新过程与制造业进行比较研究, 挖掘促进两个产业创新的关键要素,总结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内在的创新机理,并为两个产业的创新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参考。研究发现：在信息服务业中新产品产出倾向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而制造业中创新规模效益显著;信息服务业的知识密集特征显著,而制造业并不显著;信息服务业中国有企业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化效率低下,而制造业中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阶段就表现出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制造业数字投入对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构建行业数字投入与各省份GDP和产业结构关系的数理模型，并利用2017年我国31个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传统制造业数字投入对GDP和行业产出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多个省份传统制造业数字投入对行业自身具有较大的产出弹性。（2）制造业数字投入对行业产出的溢出效应有明显的极化现象和梯度效应，其中北京、江苏溢出效应的均值较大；山东极化现象最为明显，其对其他省份各行业产出影响的差异最大。（3）江苏提升传统制造业数字投入水平对自身GDP的拉动作用最为突出，而西藏提高传统制造业数字投入对当地经济的贡献非常微弱。安徽、北京、江苏、新疆、宁夏传统制造业数字投入的溢出效应较大，但结合直接效应来看，前三个省份的传统制造业增加数字投入对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均比较有利，新疆和宁夏则难以依赖各地制造业数字投入变动实现经济增长。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行为的观测和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省制造业1454家企业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文在浙江省制造业1454家企业大样本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在微观层面研究了企业创新行为以及影响因素。首先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企业创新投入的特征、创新投入的行业分布以及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并且发现了企业规模与R&;D强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这与安同良等人发现的倾斜V型关系的结论不同。其次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在有效控制了企业所处行业的技术水平差异、企业产权结构、政府资金扶持、企业品牌和企业设备技术水平后,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也呈现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并且存在规模“拐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对企业创新投入并不显著,但发达国家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技术标准化要求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企业集聚对企业的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确定。     

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人口出生率与内生增长

 在具有内生增长的交叠世代模型框架内,本文考察中国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对人口出生率、经济增长和家庭养老保障的影响。假设个人为拥有孩子和老年期得到孩子的物质支持而感到满足,子女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默契总起作用。证明了提高企业缴费率会导致人口出生率和代际转移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个人缴费对这三者没有影响。进而求解了能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促进经济适度增长并鼓励适当家庭养老保障的理想的企业缴费率区间。     

分析师跟踪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文章通过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分析师跟踪显著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利用中介效应进行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均是分析师跟踪影响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中介。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东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加剧了企业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而分析师跟踪对融资约束的改善仅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并未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此外，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分析师跟踪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程度更高且更显著。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

社会保险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关系备受关注,其本质在于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薪酬调查与第三次经济普查对接形成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从企业雇佣决策的整体性出发,将缴费负担及其影响置于我国缴费监管的特殊制度背景之下,运用系统估计法模拟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显著越低、雇佣规模显著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缴费负担对雇佣工资的影响强于对雇佣规模的影响,但雇佣规模缩减不仅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失更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程度看,缴费负担极大部分由企业承担,雇佣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结构看,缴费负担对职工福利有显著负影响、对奖金津贴形式的工资部分有更强的负影响,进一步反映出缴费负担形成的成本压力不可轻视,成本压力持续积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鉴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费率偏高同时逃避费行为较普遍的事实,鉴于未来劳动工资上涨、劳动供给结构性乃至整体性相对不足的基本趋势,建议合理缴费负担,同时严格缴费执法,以此谋求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协同。     

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创新经济理论、CDM模型和数据特点,建立了考虑反馈机制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机制与成效,刻画和度量企业创新驱动过程中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程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键变量设定不同的衡量指标,既分析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传统熊彼特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的影响,又考虑了政府政策、不同控股类型企业、高新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对上述企业创新行为（活动）的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创新“黑箱”问题;考虑了企业最终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反馈作用,对经典CDM模型有一定的改进;首次用近几年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R&D空间溢出对R&D投入产生的效应分析

为避免空间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文章构建了空间联立方程,采用多种空间面板模型,构建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基于中国区域数据,考察了R&D空间溢出对R&D投入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的R&D空间溢出对R&D投入产生了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无论是其他地区的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都对本地区产生了积极互补效应.制度距离是影响空间知识溢出的重要影响因素,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了企业的R&D投入.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中国制造业创新技术进步要素偏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研究对创新技术进步要素偏向关注甚少。本文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创新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指数,进而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创新要素结构、科研人员工资扭曲等因素对创新技术进步资本偏向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创新资本的产出弹性远远大于科研人员的产出弹性,制造业创新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资本,且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创新投入要素结构的资本化程度、政府资助行为削弱了创新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科研人员工资扭曲、企业自有资金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强化了资本偏向。优化创新方向、提高科研人员工资待遇对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我国287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利用我国287个地级市制造业行业部门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利于增加创新资金和知识要素投入,进而推动城市创新。从城市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城市较中西部地区城市、一二线城市较三线及以下城市、高创新力城市较低创新力城市更能发挥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省会中心城市的制造业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一定的溢出作用。从技术要素异质性来看,分销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和科技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创新效应的主要作用来源,实质性创新更能发挥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拓展研究发现,相较于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和给予税收优惠的城市发展策略,提高劳动收入、促进外资进入和加大行业补贴更能强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本文对于制定因地、因城制宜的创新发展政策具有一定启示。     

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和投入要素的影响 ——基于中国1998―2005年27个制造业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成本函数和要素份额函数,利用中国1998―2005年27个制造业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宏观基础设施对中国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平均成本和投入要素需求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显著降低了制造业10个行业企业的生产平均成本,同时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劳动力、资本和中间品等投入要素需求存在正负弹性差异,即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最后,本文对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础设施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和投入要素的影响——基于中国1998-2005年27个制造业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成本函数和要素份额函数,利用中国1998-2005年27个制造业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基础设施对中国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平均成本和投入要素需求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显著降低了制造业10个行业企业的生产平均成本,同时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劳动力、资本和中间品等投入要素需求存在正负弹性差异,即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最后,本文对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础设施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政府研发支出是否有利于撬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行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政府研发支出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及其创新产出的静态影响机制与动态溢出规律，构建了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解释框架。以工业行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规律。当且仅当研发投入超过特定阈值后，才能释放正向创新产出，而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创新产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次，政府研发支出具有特殊的动态调控器功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调节影响。中低适度的政府研发支出能够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机制，稀释创新风险，以“挤入效应”共生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然而过高强度的政府研发支出则适得其反，会弱化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造成一定惰性依赖。最后，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门槛低于中小企业，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溢出范围相对更广。     

现收现付制、降低缴费率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资料,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缴费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仍为现收现付模式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率变化对个人储蓄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对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个人储蓄率和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当前养老保险制度通过降低缴费率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降低缴费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来自成渝经济圈的证据

成渝经济圈是我国区域经济圈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成渝经济圈构建的制度背景，以2006—2020年成渝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成渝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成渝地区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发现，成渝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能够促进当地制造业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双重增长；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促进产业集聚、缓解融资约束是成渝经济圈一体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