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智能国际传播：实践模式与驱动逻辑

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介入”,而是重新组织了国际传播的内在构成要素,再造了传播流程,形成了新型的传播逻辑。从实践模式而言,智能国际传播以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为基石,以对受众的精准洞察为起点,通过基于AIGC的人机协同内容生产,实现个性化内容生产智能化,并依据精准议题推荐技术实现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对公众注意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模式反映了数据算法对国际传播实践流程与关系要素的系统性、结构性改造,体现了国际传播自驱性、生成性、精准性与渗透性等诸多新技术特征。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智能媒介、机器主体与实拟虚境的“在家”——人机传播视域下的智能音箱与日常生活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正制造出苹果Siri、微软小冰、智能音箱、波士顿动力机器狗等形态各异的社会性互动智能体参与到人类传播中来,它们所具备的语音交互、社会嵌入性和可控制性等技术与社会特性改写了传播的人类中心主义模式,技术物在其间不再是一种渠道或"人的延伸",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传播者的角色,与人类共在。本文在人机传播视域下,以作为AIoT时代语音"入口"的家庭智能音箱为例,探讨机器是如何成为传播主体的,机器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区别在何处,以及对家庭空间、关系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了怎样的重组,以推动我们更好地理解迎面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区县级融媒体新闻短视频的创作方式与传播路径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短视频成为当下最热门的媒体形式,其对政府政策及新闻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区县级融媒体新闻短视频的创作方式与传播路径展开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以供广大融媒体新闻短视频工作者参考.     

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ChatGPT的应用探讨

文章基于功能、关系与本体的HMC研究框架,对ChatGPT的应用及影响进行反思与探讨。从功能维度看,ChatGPT以“拟人际传播”的形态发挥部分人际传播功能,却无法替代人际交流,其可以无限靠近“拟人化表象”,但仍具有不可克服的固化模式与不可控偏向的风险。从关系维度看,ChatGPT生成的人机关系类型能够提供人际传播无法达成的使用满足,也将扩大伦理风险;AI的社会行动者属性仅存在于现象层面,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本质差别,人机传播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关系;人机传播对平台的赋权将加剧数字隐私风险和对用户的控制力,形成“人—AI—平台”三者间的多向控制关系;人机传播以及更大范围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构建全新的网络传播逻辑,预示着未来社交媒体文化的终结与连接逻辑的嬗变。从本体维度看,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ChatGPT要求对人的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重思,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与机器将走上双向影响、边界消融、互为尺度的未来。     

智能时代下中国主流政治价值观传播:模式、挑战与引领路径

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增量式、痛点式和定制化特征,这对党和国家主流政治价值观传播带来新的挑战,包括多元话语与话语极化、政治极化现象并存导致的主流政治价值传播有效性削弱、阻碍公众公共意识与公共理性的培育以及算法技术的价值驯服。这需建立和落实符合智能时代新闻舆论工作规律的主流价值观引领机制,将智能技术与智能媒体的发展推向"善智"的目标,以"坚持党的领导,强调政企合作,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机融合"为总原则,从政治、法治、文化等不同路径规范智能技术与智能媒体发展。     

视频聚合行为应如何规制 ——以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涵盖范围为视角

视频聚合行为应否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范围的问题近来在司法界以及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分歧、争论激烈,这是信息化数字网络技术发展与传统著作权制度的又一次碰撞.在当前复杂的网络技术背景之下,作品的存储以及传播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著作权保护的核心正在从"复制权"向"传播权"转移.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涵盖范围,打破传统有关"提供"行为的界定,建立广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将视频聚合此类具有明显传播特征的行为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范围,从而实现在新传播技术背景之下各方利益的平衡.     

理解高语境文化：中国传播观念的超语言逻辑

中国文化通常被视为“高语境文化”,其传播问题不仅依赖于语言编码,而且总在追寻超语言的语境部分。本研究在反思跨文化研究长于“社会事实”描述的基础之上,尝试以“语言”为中心,在宏观的思想史、汉语思维以及身心实践三个维度把握中国传播观念中的超语言“思维方式”,以解答中国文化“为什么”是高语境文化的问题。首先,在思想史中,中国文化展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默认世界是超语言的存在,因而常常以批判的方式避免语言的过度蔓延。其次,从汉语来看,中国语言以字为中心,语法上并没有印欧语系那么精细,而且缺少严格的主谓区分。因而,中国语言总偏向语义而不是语法。再次,为了克服语言的局限,中国文化发展了一整套身心的技艺,通过主体性(实体)的消解以克服主客的疏离,最终实现与他者的圆融无碍。本研究试图追问跨文化传播事实背后的深层文化脉络,以获得中国传播观念的思维取径,拓展人类对传播问题的认知空间。     

生产、演进与传播:算法新闻学的知识图景

在“量化转向”趋势下,算法新闻的广泛实践引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图景。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对2009年至2020年间的125篇有关算法新闻学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在知识生产上,以美国学者和新闻传播学学者为主导,形成了内部关系紧密、以理工科为背景、美国学者为主体和内部关系松散、以人文学科为背景、欧洲学者为主体的两个合作作者群。在知识演进上,算法新闻学可以划分为初步形成期、全面推进期和精细发展期三个阶段。在知识传播上,新旧结合、多学科交叉的高被引期刊成为重要载体。政治体制、产业实践、公民意识、技术发展等外部社会因素和学者经历、优势学科、资金支持等内部学术因素成为推动西方算法新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     

历史与逻辑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视野

思想理论、阶级基础、组织保障是一个政党成立的必要条件。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便迅速传播开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不断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终而建立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从思想、阶级、组织上做了充足的准备。同样,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传入与俄国的国情极其相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能否也会像俄国那样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基础和保障？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视野,着重分析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期间,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是如何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思想理论、阶级基础、组织保障。     

治理算法：算法风险的伦理原则及其治理逻辑

智能时代的特点是数据与算法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算法赋能社会的同时,也伴生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内生风险,因此需要深刻理解算法的伦理面向,以确立算法风险的治理原则,进而构建科学有效的算法治理体系。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实践,从算法治理的“权力—权利”价值与“技术—社群”路径两个维度,阐述了算法风险治理及其伦理关切的四个核心面向：可控、透明、安全、公平。算法伦理风险产生于算法权力和用户权利的失衡,因此算法治理的价值在于规制算法权力并保障用户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技术改进与社群约束,通过优化算法系统设计与完善算法的规制体系等方式,促进算法向善,防范或化解算法支配、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风险,并保障算法使用的安全性。     

消费中心城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中心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背景下的升级版,其规划、建设和发展遵从消费中心城市的一般规律。从历史逻辑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消费城市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消费中心城市的产生与城市结构、功能以及城市的消费文化基础有关。从理论逻辑来说,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理论是构建消费中心城市理论的逻辑起点,构建消费中心城市理论是格莱泽、克拉克为代表的消费城市理论在中国的现实演化。从现实逻辑来说,消费中心城市是遵循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产物,是我国引领消费结构转型、助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设计。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西藏邮政传播的历史形态与传播功能分析

西藏的邮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西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决定了它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西藏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古代西藏邮驿是官方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近代西藏,邮政开始被普通人认知;和平解放后,邮政成为西藏的现代化公共信息传播渠道;与电信分离后邮政的信息传播功能被分化,成为一综合性社会服务行业.     

算法嵌入传播：平台媒体的权力转移与风险规避

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媒体生态系统,平台媒体及其算法逐渐在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质上承担了以往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掌握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平台媒体。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观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险。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行的治理思路是评估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社会影响,从多元共治的视角建立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网络视频的问题与规范

一网络视频短片的流行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从网络上获知各种信息更趋于便利.各网站为了抓住受众的眼球,登载了大量另类的视频和短片,目前各大网站的视频内容,基本分为原创和转载二大类:第一类为原创,内容包括摄像头自拍、DV拍摄、恶搞等.     

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空间伦理诉求及应然逻辑

体育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神圣使命。然而,在体育全球化与媒介化的大趋势下,西方体育强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和媒介优势基本垄断了体育国际话语权,挤压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体育文化传播空间。因此,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争取一个公平正义的全球传播环境,成为中国推动全球传播空间治理的伦理诉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应然逻辑在于形成一系列良性互动关系,即处理好体育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建构自我话语权与尊重他者话语权的关系、价值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关系,促进各国民族国家体育文化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民族文化传播学：历史与现代的传递

民族文化传播学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文化、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类型描述以及民族文化传播的多重深层因素等方面详尽阐释民族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