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创新

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效应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传播力、公信力与影响力等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背景下,应秉持“一体化”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新旧媒体的融合并培育新型主流媒体形态,以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即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坚持新的媒体观念、媒体思维和媒体精神;在“技术融合”过程中,注重技术运用、终端平台的开发以及人才队伍的培育;在“内容融合”过程中,创新内容的生产、呈现方式,提升内容的粘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的现代化、形态的立体化和渠道的多样化。     

论智能国际传播：实践模式与驱动逻辑

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介入”,而是重新组织了国际传播的内在构成要素，再造了传播流程，形成了新型的传播逻辑。从实践模式而言，智能国际传播以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为基石，以对受众的精准洞察为起点，通过基于AIGC的人机协同内容生产，实现个性化内容生产智能化，并依据精准议题推荐技术实现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对公众注意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模式反映了数据算法对国际传播实践流程与关系要素的系统性、结构性改造，体现了国际传播自驱性、生成性、精准性与渗透性等诸多新技术特征。     

推荐算法平台“兴趣领袖”:内涵、功能与模式

推荐算法平台的算法迎合、物化计算和算法权力的背后,存在着能影响和引领其他用户兴趣走向的可称之为“兴趣领袖”的关键用户,其角色与作用易被忽视。推荐算法平台“兴趣领袖”体现着从内容传播到兴趣传播、从意见影响力到兴趣影响力、从网络平台到算法平台兴趣传播的面向,强调算法兴趣权力下的用户影响力、算法兴趣制造下的用户间兴趣关系、算法对用户“算计”下的用户反向驯化、算法数据主义中的计算非理性、趣缘社群之外的平台全局引领性。推荐算法平台中的“兴趣领袖”存在着高算法可见度兴趣领袖、高算法优势度兴趣领袖、高算法代表性兴趣领袖、高算法迎合度兴趣领袖、高算法活跃度兴趣领袖、高算法流行度兴趣领袖、高算法连接度兴趣领袖这些主要的角色模式。在推荐算法技术“装置”体系中,需要强调兴趣领袖的角色和传播功能,重视以算法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兴趣再生产方式。     

新时代“千年运河”文旅品牌形象塑造

塑造“千年运河”国家文旅品牌形象,必须基于文化基因、媒介传播与文化认同三个维度的互动.根据媒介形态,“千年运河”国家文旅品牌形象塑造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和文化空间形态三种形态,此三方面互为依托、紧密联系.新时代“千年运河”国家文旅品牌形象塑造需要从形象定位、内容创新、符号编码、业态与产品、渠道融合等多层面探索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着力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命线.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有效传播、发挥教育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新任务和新课题.“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既要防止过于强调互联网的强大功能而忽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又要避免因缺少真正的互联网思维而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这需要从三点着力:形成互联网跨界创新思维理念,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关注互联网受众主体能动作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价值;打造互联网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从而实现“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美融合.     

算法嵌入传播：平台媒体的权力转移与风险规避

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媒体生态系统,平台媒体及其算法逐渐在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质上承担了以往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掌握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平台媒体。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观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险。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行的治理思路是评估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社会影响,从多元共治的视角建立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双重驯化与人技混合：驯化视角下的算法再定义

算法的介入带来了信息传播乃至社会建构的巨大变化。与过度强调算法力量的技术决定论或过度强调人的主控性相比,驯化视角平衡了智能媒体兴起以来数字逻辑和技术逻辑在算法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唤起对算法结构下人类能动性的思考。双重驯化过程中,算法依靠其强大的连接属性集纳了各种社会要素和社会主体,从而形成一个既包含技术程序,又受到人类意志影响的“人—技混合体”。在此基础上,算法与新闻业已经走过了最初敌视与警惕的阶段,逐渐形成相互嵌入、协同稳定的共生关系。     

地方主流媒体短视频如何转型

移动互联网和5G技术的蓬勃发展，引领信息传播进入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给处于“央”字号新媒体和商业聚合平台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地方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更大挑战。作为宣传舆论的主力军，地方主流媒体应牢固树立视频化思维，着力推进短视频转型，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加固“底板”,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重心、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准心，积极探索“视频化、智能化、立体化、媒介化”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传统主流媒体“破圈”。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研究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校园媒体平台,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展迅速,具有传播内容权威、核心受众年轻、传播方式裂变、校园内外全方位互动等传播特性,其功能超越了现有的信息通告＋简单校园服务模式,可提升高校品牌形象,增强凝聚力、加强移动互联时代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深度的校园服务,成为了“互联网＋”校园建设的“轻骑兵”。其贴近策略、视觉优先策略、连通交互策略等值得思考和借鉴。     

智能传播时代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探析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传媒领域纵深发展，智能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信息生产样式和传播格局，隐蔽且巧妙地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智能传播时代下，算法推荐的倾向偏颇、深度伪造的虚假难辨和虚拟情境的过度沉浸都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诸多挑战。为此，必须对智能传播加以科学引导和合理利用，通过加快主流媒体发展、加强平台运行监管和提升主体媒介素养，实现智能传播与思想引导的融合共进，切实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从福柯微观权力观点看自媒体的话语传播

作为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现代传媒理念深度融合的产物,自媒体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其平民化、碎片化,以及即时海量、分享互助等特征,其传播过程日显纷繁复杂和多元多变.以福柯思想的核心——微观权力学说为解读视角,尝试“描绘”自媒体在其传播方式的产生、话语扩散、功能体现、共识引导等环节中的微观权力“运行图”,将有助于把握其实质并善用之.     

广电产业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平台战略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进程中，我国广电行业不应被动融合，也不应盲目扩张，而应该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立足自身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一方面通过内外联动，盘活存量，实现内平台化；另一方面，通过中心发力，吸聚资源，实现外平台化，以平台战略寻求传统广电与互联网业态的融合、创新与发展。“DVB＋OTT模式”的业务重组，包括基于内容分类和双向互动技术，为用户提供“直播点播融合”的视频节目；还包括基于用户行为监测和大数据技术，为用户提供“关联推荐和智能推荐”等视频增值服务；并由此带来基于内容关联、兴趣关联、用户关联、位置关联、数据关联的多种商业模式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两新融合”机制构建

中国现代农业的从业主体,从组织形态看是家庭农场、合作社等,从个体形态看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两新”融合发展是各自的内在需要和客观趋势,但现实中并未真正实现融合,存在匹配性较差、培育体系不完善、自身认知和市场行为局限性、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扶持政策不能协调统一等问题。从典型案例得知,“两新融合”本质上是缔结增强双方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利益联结方式,以消除土地制度障碍为前提,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基础,构建“要素融合+市场化运作+三方协作”的融合机制,最终实现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手机文化传播机制形成路径及其形式

手机被称为“带着体温的媒体”。从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人际传播,到单位、地区、国家的群体传播及全球传播,以手机为主的移动互联网正式进入了主流媒体序列,重构了各种文化、社会、政治体系内外媒介传播的权力关系。手机媒体技术与传播形态主要体现在媒介形态创新和使用形式创新两个方面,手机文化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与普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和消费方式,带来了文化传播的丰富和繁荣。充分的用户基础、快速的技术创新、网络的安全治理、全媒体的深度融合将使手机发展成为最具竞争力、最有传播效果的主流文化媒体。     

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ChatGPT的应用探讨

文章基于功能、关系与本体的HMC研究框架，对ChatGPT的应用及影响进行反思与探讨。从功能维度看，ChatGPT以“拟人际传播”的形态发挥部分人际传播功能，却无法替代人际交流，其可以无限靠近“拟人化表象”,但仍具有不可克服的固化模式与不可控偏向的风险。从关系维度看，ChatGPT生成的人机关系类型能够提供人际传播无法达成的使用满足，也将扩大伦理风险；AI的社会行动者属性仅存在于现象层面，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本质差别，人机传播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关系；人机传播对平台的赋权将加剧数字隐私风险和对用户的控制力，形成“人—AI—平台”三者间的多向控制关系；人机传播以及更大范围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构建全新的网络传播逻辑，预示着未来社交媒体文化的终结与连接逻辑的嬗变。从本体维度看，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ChatGPT要求对人的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重思，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与机器将走上双向影响、边界消融、互为尺度的未来。     

前瞻媒介融合 引领发展趋向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的热点问题,2003年戈登将“媒介融合”归纳为五种形式：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这五种形式几乎涵盖了当下中国媒介融合的主要形态。但媒介融合背后所带来的深层次的变化还较少被人专门研究。     

从热搜榜看平台算法传播公共性建构的三重困境

当下，算法正以不可见、不可知的方式运作，并持续影响着公共空间和舆论生态。本文通过对平台热搜榜的细致考察，发现由平台算法传播所建构的公共性存在三重困境：其一，多重行动者博弈下的算法价值设定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平台热搜榜的议题呈现出浓厚的社交化和泛娱化属性，行动者们关于公共性的“问题”和“兴趣”指向并不一致，热搜榜建构的动机与最终结果均呈现非公共价值指向；其二，平台集体是一种由数据痕迹生成的用户集合，这种集合是趣味用户的归类，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的大众，依据数据痕迹经由算法计算化、定制化的平台热搜榜，无法代表公众观点与意见，其中的议题建构是被区隔和伪公共性的；其三，在公共议题建构中，个性化推荐算法和集体化热点算法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算法信息导控机制，它们在平台热搜榜中分别形成“兴趣循环递归”和“议题循环递归”,进而导致公共性供给窄化。最终，平台算法传播造成选择性偏见、情感与审美茧房以及数字化、结构性不平等等反公共性后果。     

传递与调节：博物馆藏品NFT在全球传播中的价值考察

数字技术革命加速了人、物、信息和社会“脱域”融合,深刻影响全球传播的理念、规则和路径。被年轻世代追捧的藏品NFT看似只是一种被区块链标记了所有权的数字化的内容,但其背靠区块链技术和表征民族国家“集体记忆”与价值观的博物馆藏品,是国家投射和文化关系的融合,因此具有在全球交流中“传递”意识形态的价值。以德布雷媒介学理论视角考察藏品NFT在全球传播中“传递”地方文化的潜能,进而探讨其作为“中介”是否有可能“调节”国际传播交流的僵局,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理论命题赋予强大动能,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媒体时代的学术期刊发展与学术传播平台重构

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出现了诸如技术便利带来的学术传播全球化、定制化与实时化,传播与评价的大数据化、新媒体化;传播形态多样化、内容丰富化等新特征,这对学术期刊的流程、运营、监管、形态与评价等都提出新的挑战。学术期刊若能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并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切实以学术服务者的理念来推动自身功能转变,将会实现以学术期刊为核心的学术传播平台重构。实际上,在学者、学术信息、学术评价与受众共同参与建构的学术传播生态中,学术期刊作为传播者,本身即居于链接者的核心地位。强化学术期刊的这一地位,遵循关注学术需求,传播流程全程化;参与学术活动,传播过程开放化;拓展学术圈子,传播对象大众化的建构思路,才能真正建构起由学术期刊主导的学术传播平台,保持学术期刊在新媒体时代的学术影响力与生命力。     

全媒体时代档案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全媒体是以信息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各种媒介深度融合而形成的媒介传播形态,全媒体时代具有融合性、开放性、数字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从媒介、受众和传播者三方面给档案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时代变革,档案信息工作需要从理念、制度和传播平台全方位进行范式转换,以开放理念为基础,服务为核心,传播理念为关键,用法律保障档案信息开发,用政策推进档案服务,用产业引导档案传播,与大众传媒媒体合作共建公众参与的全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