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中国农村早婚原因透视

早婚,系指不到法定婚龄而事实上的同居行为。我国新《婚姻法》明文规定:婚姻年龄男子不得早于22周岁,女子不得早于20周岁。凡男子早于22周岁,女子早于20周岁而结婚的,均属早婚。早婚现象作为中国传统的婚俗,在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家政策法令的干预,大有收敛。然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2年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项目的调查数据,通过事件史方法考察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会对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迁移事件发生的时机和过程都会左右这一影响的具体结果。研究显示,越早实现迁移,越有助于移民进入婚姻,频繁的流动则削弱了结婚的可能性,而父亲的迁移经历同样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影响。通过对不同世代群体的比较,本文进一步发现,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随世代推移呈现“倒U型”趋势,这一结果与不同世代下的迁移特点及其身处情境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移民的生命历程基于迁移发生了转轨,他们放缓了自我再生产的周期,这对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再婚市场研究述评

已有对再婚市场的研究为数甚少,集中于再婚市场人口再婚可能性的差异分析、再婚市场与初婚市场择偶条件比较、再婚市场规模的变迁及其成因。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描述再婚市场的现状与规律,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某些结论上的不一致、研究类型的偏向以及研究方法的相对单一。未来的关于再婚市场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类型上,都会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态势。     

夫妻相对资源和情感关系对农民工婚姻暴力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夫妻间经济权力结构和情感关系的变化将对婚姻暴力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引入性别视角，提出了解释农民工夫妻间婚姻暴力的综合分析框架，通过量化方法，分析夫妻相对资源和情感关系对农民工实施冷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中婚姻暴力现象较普遍，以冷暴力为主，女性施暴率显著高于男性；夫妻相对资源因素和情感关系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实施婚姻暴力都有显著影响，相对资源因素对男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大于女性，夫妻情感关系对女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大于男性。     

女性解放的尺度和出路

两百年来,席卷世界的、要与男性分掌乾坤的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陷入了误区.因而令追求解放的女性困惑、迷茫。究其根本原因,乃是没有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作指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导引,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的视角,批判了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偏激理论和行为,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尺度,指出了女性解放运动的误区、困惑以及科技革命对女性解放的双重影响,直面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虐待妇女、买卖婚姻、卖淫、纳妾、女性男性化、女性就业危机等女性社会问题,探讨了女性解放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婚姻习俗演变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姻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择偶标准的变化、男女结缘形式的变化、婚姻礼仪形式的变化、恋爱年龄与结婚年龄的变化、离婚率升高、老年再婚等。婚姻习俗表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婚姻习俗的变化缘于社会变革,由此必然带来相应的婚恋文化与婚恋观念的变化,导致婚姻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化。婚姻习俗的变化,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如何将满足个人两性情感需要和履行婚姻社会责任完美地结合在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是现代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世上的两种男人

女人大多数向前看,只注重眼前的结果,并不追求过程。这世界上有两种男人:前夫型男人和后夫型男人。这个道理,是我看了周涛和宋丹丹的再婚故事后领悟到的。两个人都有过第一次自由恋爱的婚姻,两个人都把婚姻经营失败了,两个人都再婚了,再婚后都幸福着。我比较了一下,这里有两种类型的男人。一种是前夫     

老年人再婚的社会学思考

老年人再婚,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核心家庭数量的逐渐增加,老年人晚年越来越需要依靠自己的配偶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料。当前,老年人再婚现象有上升的趋势,但就我国老年人丧偶率来说,我国老年人再婚的比例仍然很低,此外,老年人再婚后又离婚的现象有所抬头。因而,孤单老人能否找到一个老伴,共度温暖的晚年,这不仅是个人应该追求的幸福问题,而且对社会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本文就老年人再婚的基本动因,分析老年人再婚的现状,探索如何提高老年人再婚率的途径和方法。     

日本的家庭模式变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化的共同之处是由于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程度提高了,推迟婚姻或保持独身的人增多了,不生育、同居、非婚生育子女、离婚和单亲家庭的比例上升。幼儿园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妇女的就业,这些都是第二次人口变化的内容。这些变化不但改变了个人,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环境。虽然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第二次人口转型,但是我们对新的家庭模式和生育行为是如何被民众接受的还知之甚少。人们对待那些变革者(即采取新的行为方式的人)最初是本能地抵制和反对,反对的程度要视他们认为这种行为…     

构建和谐家庭反对婚姻暴力

关注婚姻暴力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大量调查证实,私人生活中对妇女暴力的比例高于男性,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突破国家、种族、年龄、文化、社会与经济位阶之局限。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因家庭暴力离开家庭。婚姻暴力受害者多为女性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亦是妇女人权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的重要原因。本文从婚姻暴力的界定出发,在分析婚姻暴力的特点及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法律对策。     

婚姻、性别与幸福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不同婚姻状况居民的幸福感及苦乐源进行分析,发现在对以往幸福感的回顾方面,未婚人群优于已婚人群,在对目前的幸福感受以及对未来五年后的幸福预期中,已婚人群优于未婚人群。进一步对影响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苦乐来源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婚姻因素与性别因素交互影响幸福感的产生;除健康与亲情这两大苦乐感影响因素外,已婚人群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工作和收入,未婚男性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自由度,未婚女性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暴力:男性与女性谁更具攻击性

亲密关系暴力是指现在或曾经处于亲密关系下(如婚姻关系、约会关系、同居关系等)的异性伴侣之间各种形式的身体、心理、性方面的暴力伤害行为。关于亲密关系暴力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是对以往的婚姻暴力、约会暴力研究领域的整合与拓展。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把同性伴侣暴力也包括进去,但一般情况下亲密关系暴力主要是指异性伴侣攻击。在亲密关系暴力中,究竟是男性更具攻击性,还是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攻击性,抑或是女性比男性的攻击性更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外学界开始对婚姻暴力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至今,     

围城内外的困惑——试析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离婚者形象

婚姻就像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面对婚恋的种种不幸,有的渴望离婚,有的不愿离婚,有的只是闹闹离婚,有的离了婚还要努力再婚。围城内外的悲欢离合被鲁迅、老舍、张爱玲、茅盾、郁茹等现代作家演绎成一篇篇小说。于是,在现代文学长廊中,有了一群富于悲喜剧色彩的离婚者形象。笔者试图从中国现代小说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离婚者形象进行分析透视,以揭示离婚者形象特殊的心态及其造成这种心态的民族文化背景。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西方青年女性眼中的中国男人形象实证研究--基于在爱尔兰的调查

已有跨种族、跨文化婚姻研究忽视了中国男性和西方女性这种稀少但重要的类别。涉外通婚是一个蕴含深刻社会意义并折射出多方面结构性社会问题、价值取向、民族因素的复杂社会现象,应该从理论的深度、战略的高度去思考这一现象及其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通过调查在爱尔兰的西方女性眼中的中国男性形象,探索性地测量了中国男性对于西方女性的婚恋吸引力,从西方女性的视角将中国男性的形象与西方男性的形象予以比较,分析西方女性的择偶偏好,发现中国男性真正“不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从而在文化建构、性别气质和媒体塑造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中国男性在西方世界里形象呈现的深层缘由。     

晚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学者们对晚清外交的研究大都从外力冲击的角度出发,强调其被动性,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随着同列强交涉的频繁和国际法的传入,晚清政府的传统观念开始向近代观念转变,其外交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保护海外华人就彰显了晚清观念的变化和其外交一定程度上的主动性。事实上,保护海外华人成了晚清后期对外交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晚清政府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传统民俗看女性禁忌的中断及其欲望表达

女性禁忌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规范着女性的行为举止、生活生产,成为一股无形的具有强大约束性的精神力量.尽管女性欲望在层层禁忌中处于压抑状态,但却从未消失过,并始终寻求一种社会许可的方式来宣泄,来表达,而女性民俗即是一种表达途径.这其中,节日民俗的狂欢性、颠覆性和反常规性,使女性敢于打破禁忌,对男性话语权进行反叛,尽情释放生命中的原始欲望;婚姻习俗以象征器物、隐晦的暗示作为婚前性教育的手段;日常生活中的女红、女书则成为女性生命中最温暖的慰藉,成为女性欲望的诗意表达.     

婚姻暴力的概念和现状

在修改婚姻法的进程中 ,家庭暴力成为热门话题 ,而主要的关注点又集中在婚姻暴力方面。但研究中发现一些妇女工作者和妇女问题研究者对暴力的概念及其现状的描述存在较大的差异 ,其中相当一部分调查结果或传媒的报道缺乏可靠性甚至对公众舆论和婚姻立法起误导作用 ,因此 ,有必要对此进行学术拨正。婚姻暴力的概念在对婚姻暴力进行分析时 ,首先应对婚姻暴力的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女性主义者大多认同一种较宽泛的描述 ,即把凡是伤害妇女或使她们处于屈从地位的行为甚至不作为 ,都看成是对妇女的暴力 ,如女性的贫困、营养不良、不能平等地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