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发生机理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影响企业数字化的各种因素中,社会网络同类企业的数字化行为对本企业产生的示范作用值得重视。基于理论和经验文献,本文拟对该现象的发生机制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系统讨论。研究发现,同群效应是企业行为中广泛存在的现象,中国上市公司之间就存在数字化同群效应。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主要机制包括：企业会学习和模仿它们认为拥有更多市场信息的企业的数字化战略;为维持竞争均衡,企业也会跟随其他企业的数字化投资活动。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对同群企业数字化策略的学习可以减少企业数字化投资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保持相对市场地位并获得组织合法性;另一方面,模仿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受限于同群企业数字化投资行为的信息质量和本企业自身的组织资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同群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尽管该影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差异性。为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以改善企业价值,相关政策需借力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以带动企业数字化投资,企业管理者也要努力学习和模仿竞争对手的数字化实践。     

“十三五”时期国资国企改革展望

文章回顾了我国国资国企改革的进展情况,分析了"十三五"时期国资国企改革的新变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探讨了未来一段时期四个方面的改革重点任务。文章指出,在"十二五"时期,国有企业步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改革与发展阶段,但也遗留了不少进展缓慢的改革任务。在"十三五"时期,国资国企改革总体形势将与"十二五"时期保持相对一致,呈现出稳中有进、增量改革和结构优化的特点。在规范改革的前提下,国资国企改革有望在四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准确界定企业功能定位与实施分类监管;二是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与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三是依托资本市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四是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     

论国有资本运营主体的改造与重塑

国有资本在运营制度方面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缺陷 :国有企业内部所有者缺位 ;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 ;国有企业部门管理的分散性 ,造成国有资产缺乏流动性 ;缺少资本运营的权威宏观管理机构 ,政出多门。对此 ,要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机构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体系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的宏观管理机构。     

中国企业年金发展缘何滞缓

企业年金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促进中国企业年金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积极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合理确定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实行税收优惠;对企业年金给予政策支持,大力拓展企业管理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渠道;加强法规建设,完善企业年金运行管理机制。     

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中国,子女在家庭中仍处于中心位置,父母对子女福祉的重视会影响其生育决策。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宏观社会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流动性与期望子女数显著正相关,主观态度是重要的中介影响机制。从子代地位预期与抚育成本预期的视角出发,相对流动性的影响呈负社会经济梯度,但流动性的提升不会抑制高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性别差异在社会化视角中被强调,男性受流动性的影响更强,并且流动性与期望男孩数关联更加密切。本研究从宏观层面丰富了对低生育率现象的理解,对从微观层面分析流动效应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机会公平政策应当作为当下中国生育促进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的投融资体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市投融资体制转轨背景下,北京市以国有资本为主的投融资体制,在市场化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环境。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投融资体制之间形成了以下关系:一是政府投资和市场化运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二是民间资本和外资成为新的投资与运营主体;三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商业化,加快了城市发展的进程。     

产融结合与企业创新投资

产融结合对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或信息不对称困境,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融资约束理论与协同效用理论视角,针对产融结合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进行了系统探讨。在选取2010—2014年期间八个高端制造业子行业4029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基础上,通过系统GMM回归实证分析了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对创新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且在知识产权发展程度较高、产业聚集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但企业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为企业通过产融结合促进创新投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国企改革正式破题

<正>来自国资委消息,今年的国企改革试点方案出台,涉及四项改革内容:一是中央企业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二是中央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三是中央企业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四是向中央企业派驻纪检组试点。为抓好试点,国资委成立了四     

科技金融政策有“便车”效应吗?——基于首批“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政策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亦有效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本文以2011年“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方案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6年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研究该方案对试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试点方案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及存贷比,总体上提升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二线以下城市,科技金融政策对一线和二线城市金融市场的带动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显示,科技与金融结合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抑制和改善银行信贷歧视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正向中介效应;尽管科技金融政策通过地区金融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产生数量层面的负向中介效应,但扩大了试点地区的股权融资市场规模,提升了金融发展质量。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理论研究,还为试点方案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科学建议。     

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相比,政府控制公司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负担,其掏空和侵占行为较为严重,因而具有较低的企业价值。对于政府控制公司而言,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对其所控制公司的干预和侵占行为越严重,从而企业价值就越低。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低行政级别政府控制对国有公司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也相对较小。其政策含义是应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并从根本上完善制度环境,提高市场化进程水平。     

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78～2008年间的数据分析

储蓄率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变量,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基于中国1978～2008年间的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是储蓄率的Granger原因,但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因此,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启动消费上,适度改善投资结构,加强对可贷资金的引导和规范,保证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的畅通。     

"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是中国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政策试点结果存在差异。对30个政策试点案例进行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中央政府、试点地区、非试点地区和政策试点方案四大类因素对政策试点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缺乏中央政府经费支持、政策试点效果差、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小和学习动力弱是政策试点夭折产生的必要条件,其发生的典型路径有中央动力缺乏型、地方动力缺乏型和试点效果不佳型三种;发布政策试点的机构数量少即中央机构职责清晰、利益协商一致是政策试点局部推广的必要条件,其产生路径有八种;中央推动力强、政策试点效果好、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大和政策目标单一是政策试点推广至全国的必要条件,其产生的典型路径有"两地一府一案"型和中央强力推动型两种。     

时空压缩下的经济趋同

近十几年里,中国高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铁项目作为一项新兴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目前关于高铁建设与运营对区域经济趋同的影响尚缺乏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00—2014年地级市数据分析了高铁建设与运营对经济增长及其经济趋同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建设与运营对经济增长及其经济趋同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国内高铁运营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就业规模的扩大,但在加大物质资本投资和集聚人力资本方面弱于高铁建设。当然,这点在区域层面也有所差异。基于此,本文将为各地区进一步借助高铁项目拓宽区域发展空间,兼顾效率和公平,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广州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的理论背景与实现路径

全球经济进入服务时代,现代服务业在提升城市能级、带动区域发展、推动城市创新三个层面,成为建设全球城市的重要引擎。广州深入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着力优化服务业投资环境,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载体建设进展显著,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但同时也存在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滞后、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错配、内部发展结构不够优化、高层次人才供给瓶颈等问题。推动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建议以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关键,充分发挥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     

基于结构方程的北京市新能源产业融资支持研究

新能源产业是中国重点支持的七大领域之一,也是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北京市也高度重视发展新能源产业,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政策规范,政府和金融机构对新能源产业提供了较多的资金支持,满足了北京市新能源产业的一部分融资需求。然而由于新能源产业起步晚,产品设计开发的技术水平不足,缺乏产品多样性和质量保证,存在市场需求不足、缺少持续稳定的市场拉动这一问题,进而导致新能源企业常会陷入融资渠道少、政策支持不足、资金来源单一等融资困境。基于此,本文在对影响北京新能源产业融资的因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银行信贷、政府支持和企业自身等影响北京新能源产业融资的因素,得出银行贷款是新能源企业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政府对企业资金的供给对企业融资满意度的影响最大、企业现有的融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后续融资模式的选择等结论,并据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与对照组企业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实验组企业的成长。机制检验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两条路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异质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不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组的企业成长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此，在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应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强对小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帮扶，以实现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促进效果。     

基于SFA的制造业产融结合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收集2003—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对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产融结合效率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作为资本投入的固定资本对公司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对公司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持有金融机构股份比例、资产负债率、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支持对产融结合效率有正向影响,而员工人数对产融结合效率有负向影响。     

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是否促进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具有正向影响，能促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科教水平高的地区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科教水平低的地区的促进作用，并对创新型城市和低碳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与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占比低的城市相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占比高的地区相对更大。基于此，应进一步扩大我国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范围，加快推动创新型城市发展，增加国家创新型城市名单，大力发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效应。     

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激发公众环保参与,无论对于实现社区环境治理效能提升,还是社区整体治理水平提升均具有现实意义。但低收入群体社区参与不足是普遍性的客观事实,分析发现,第一,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率较低,且城市低收入群体参与度高于农村低收入群体;第二,较高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良好的社区政策环境(政策公开透明)对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区政策透明的影响程度更高;第三,福利资源的获得对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在城市社区环境治理中,可通过畅通参与渠道给予低收入群体参与的制度保障,增强其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通过优化社区政策环境激发其参与热情。此外,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整体参与率低的问题,还应在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上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