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权威化与培根时代的文学史构想

文学史的根本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置于一个关于文学传统的序列之中。可以说,作为彻底的现代产物,文学史的兴起与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之间有内在关联。溯源文学史兴起的进程,有必要关注近代科学旗手培根在其间发挥的先导作用。正是培根将个别性事实与普遍性真理联系起来,聚焦于作为经验储藏所的历史领域,使得历史以其新的意义与价值在以科学为主导的知识图景中占据了合法席位;在此基础上,他着力开掘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通过强调文学在历史中展露关于自身的真相,将文学的历史纳入人类知识版图,使之作为人类知识首次成为一种合法的存在。     

强势话语中的宪法权威——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从世界各国法律实践中来看,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必然,但是,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却是仅仅借助于政治强势语言。然而,宪法除了政治涵义之外,更具有法律的内涵,而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却忽略了宪法具有“法”的一面,形成了一种“强势语言范式”,但这种语言范式的转变却是十分艰难的。     

权威、合理性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论研究

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拉兹构建了服务性权威观,并将服务性权威观的依赖论、常规证成论和优先论这三个命题运用到法哲学中,倡导一种有限且敏于语境的法律合法权威观念.他认为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权威以及所具有合法权威的范围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形而定.这一理论观点否定了公民服从法律之一般政治义务的存在,其理论旨趣在于捍卫公民的自由.     

自治与监督——司法权威的宪法建构机理

司法权威在本质上是一个宪法问题。中国宪法第126条即司法独立条款为司法权威的建构提供了宪法基础。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划定司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与言论自由的边界,从而实现司法自治与外在监督的平衡。在自治与监督之间,应该确立自治优位于监督的原则目标,而这一目标定位的逻辑前提是:司法权威的建构根本地内在于司法自身的强大。     

地方性法规立法的理念更新与路径选择——以科学立法原则为指引

根据科学立法原则,立法应以促进正义为首要目的,尊重法律在功能上的局限,坚持从实际出发、接受实践检验,并符合当下社会的时代精神。就地方性法规而言,其理念定位和价值追求应当具有科学性,妥善权衡各种法律价值,兼顾生产力提升、社会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法规内容应当具有科学性,符合法的一般原理和立法技术规范,切合地方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和较高效率;立法工作也应具有科学性,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孔教、儒家与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近代形态的省察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自救运动,先后经历了康有为、谭嗣同的孔教时代,梁启超的儒学时代,章炳麟的国学时代等.这些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西方文化的坐标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反思.儒家文化先后被解释为与基督教类似的宗教、不同于西方物质文化的精神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文化等.仔细考察这些不同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立法先行的理想图景与现实困境——关于浙江立法的一种解释

中国经济社会先发区域的立法,相对于后发区域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行性特征.本文以立法先行理论为分析工具,从立法数量、立法速度、法规框架、立法价值观、法律制度和立法程序等六个维度对浙江立法的先行性进行梳理和解读,并对浙江立法面临的特殊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困境进行了反省与剖析.     

准五服以制罪在中国法律传统上的地位

本文通过对封建社会服制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分析,说明了封建社会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儒家化的过程,指出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律上的重要地位。     

公孙弘与汉代国家政权模式的转换——兼论其为学与从政的儒者角色变化

公孙弘的为学与从政具有典型的适应时代特色。其学之杂,体现了汉代政治指导思想上自陆贾向刘邦提出因世而权行以来的一贯特色;其政治行为之诈与个人行为之端的相互矛盾,既体现了汉武帝政治外儒内法的本质特色,也体现了儒者对帝王之尊及私人品格之精的双重人格特征。汉武帝与公孙弘政治互动所构成的君王与儒者关系,成为传统中国君臣关系的典型,标志着汉代政治模式的转换与成熟。     

“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变”视阈下早期儒家天人关系辨析

天在中国古代通常有自然之天、人格之天、道德之天等多种含义,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殊概念,其所包含的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的探源,形成了不同思想家不同的德性思考方式。从心性儒家来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天生予德的肯定,反映了春秋时期萌生的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思想,并且以天之道反证人之道在德性生成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而天性和德性是儒道两派对性的不同诠释,儒家的德性尽管也关注个体的本然之性,但最终要落实在人伦关系的实践之上,这是儒家表现出以善释真、以人释天的思维趋向。     

汉代区域历史研究的新收获——读贾俊侠《两汉三辅研究:政区、职官与人口》

贾俊侠著《两汉三辅研究:政区、职官与人口》一书,是汉代区域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该书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研究方法多样化。内容上,该书对三辅政区形成过程及区划变更政治背景的分析,对三辅长官选任的事实考证及政治背景的探讨,对西汉长安城人口规模及三辅区域内部文化差异的辨析,均为值得关注的学术亮点。而该书对"三辅尤异"的理解,似乎脱离了汉代语境。     

行政立法的过程、体例与技术——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

自确立法治国家目标以来,我国行政法律规则的数量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审慎的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来保障立法质量.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它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了人性关怀和人权保障意识,较好地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但在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上还有某些不足,尚需完善,指出和改进这些不足将为提升其他行政法律规则的制订质量提供借鉴.     

仁性是否透彻与智性是否必需——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鹅湖之会争议焦点的分析

鹅湖之会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争论中,象山主张“悟得本心”,其学理基础在仁性,朱子重视“读书讲论”,其学理基础在智性。双方所论各有根基,但也各有所失：朱子之失在于不了解仁性的思维方式是直觉,也无力真正讲清学习认知在成德过程中的实际作用;象山之失在于不明白仁性并非自足,也不了解孔孟心性之学的不同。从儒家生生伦理学三分法的角度看,整个争论的焦点,可概括为仁性是否透彻和智性是否必需。从这个新的视角出发,对这场争论当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我国立法应明确不动产租赁登记的效力——兼论物权化之债权及其公示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第190条关于"先成立之租赁关系不受后成立之抵押权影响"的规定,确立了租赁权具有部分物权特征的规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立法存在物权化债权的有关政策,包括租赁权与船舶优先权及航空器优先权的有关物权化规则,通过分析实例可以看出,在对有关债权物权化的同时,我国法律对船舶优先权及航空器优先权与交易安全的冲突已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我国法律对租赁权与交易安全冲突的规则及租赁登记的效力存在法律漏洞--基于物权法公示公信的原则,债权物权化,应当有相关的公示制度予以配套,否则将有损交易安全,未来的"不动产登记法"立法时应将租赁登记及其效力纳入租赁权物权化制度体系.     

公民权与市民化——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工人与市民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对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这两个过程同时进行考察,是农民工转型研究的现实要求.本文认为,以公民权理论为指引,把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过程纳入农民工转型的研究,能够深化对农民工转型问题的认识.     

智能时代的刑法立法——人类中心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的取舍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深度拓展,触发了智能时代立法的必要性问题。当前,对智能时代刑事风险重视不足,智能主体刑法地位模糊不定,对智能时代犯罪认识理解滞后,智能时代犯罪刑事责任偏于"虚无",共同成为否定立法必要性的理由,也映衬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选边站队"之风向。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过度释放,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危机及其衍生的系列风险之挑战。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场,启动智能时代的立法修正有其现实需要。智能安全刑法法益的保护、智能主体刑法地位的渐进性确立、智能犯罪现象及其本质的廓清、智能时代刑事责任的专属应对、智能时代刑事制裁有效性命题的延续、智能时代伦理体系建立与法定犯罪的发展,共同为智能时代刑法立法提供了充分的理据。     

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角色的嬗变与重构——兼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话语建构

信息化时代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使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受到冲击。探讨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理清思政课教师权威与思政教育话语的内在关系,提出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     

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基于晚清政论、“新时期”初期文论的比较研究

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与剥夺性积累——评拉帕维查斯的金融化理论

2006年夏,美国住房市场价格下跌,由此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凸显出近30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转变,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危机,也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腊学者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在吸收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经济学和日本宇野学派货币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化的货币特征、金融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以及金融利润的来源与本质等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