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体制下民族关系影响因素及形态探析

兵团体制作为国家政治决策的产物,因其产生的族际人口数量变化,打破和改变了新疆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同时,居住空间格局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一直是影响新疆多民族交往的重要因素。各民族在长期戍边实践中,创造了增强兵团群体认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屯垦戍边文化,其对民族关系发展有着重要的整合力和影响力。汉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多种经济类型;民族分布格局受区划、经济类型、宗教文化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理界限;文化传统上形成了以屯垦戍边文化为特点的民族交往心理和文化认同。     

1毛泽东与当代新疆屯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与新疆独特的区情相结合,作出在新疆实行屯垦戍边的战略决策,并把组建和发展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在新疆履行屯垦戍边使命最主要的载体。     

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的动力机制对兵团的启示及其展望

保障西北边疆安全是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的外在因素;国家整体实力与战略重心是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多种形式的屯垦是完善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的有效途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时期新疆屯垦戍边的重要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进一步完善兵团体制,以应对新疆更为复杂的局势;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完善兵团屯垦管理制度,以促进兵团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构建稳定的屯垦戍边队伍保障机制,不断提高维稳戍边能力。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学习十五大精神 重新梳理兵团屯垦戍边的几个观念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思想解放的关键是要“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同样开拓兵团事业的新局面，也要抓住“什么是兵团，怎样建设兵团”这个重要问题。在困绕兵团改革与发展的许许多多问题和观念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五种观念。一、经济活动市场化还能不能戍边——兵团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观兵团特殊的党政军社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的体制，能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兼容，能不能从计划经济屯垦戍边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屯垦戍边模式。对此有种看法：一种观…     

家国模式与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话语修辞

在东西方文化中,家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记忆与经验,提供了小与大、具体与抽象、情感与理智等众多具有张力的叙事空间,成为国家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取理智共识与情感认同的基础。当下中国电影存在"家国同构""家国对立""以家喻国"三种模式,出现国家与家庭抵牾的现象,难以承担起关注个体人文价值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回归文化传统,借助影像的隐喻修辞,充分展示家庭及其家族文化的优质,是塑造中国形象不可缺少的维度。     

“新疆屯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5~26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校协办的"新疆屯垦史学术研讨会"在新疆五家渠市兵团党校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大会收到论文近80篇,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新疆屯垦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等相关问题。兹将研讨情况简述如下:一、历史时期新疆屯垦屯垦戍边是我国历代王朝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国策,新疆有着悠久的屯垦戍边历史,     

记忆的编年史: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叙事结构论

在村上眷树的《奇鸟行状录》中,内在地潜藏着一个在代际间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战争亲历者通过追忆确认了自己必须或不得不把历史记忆传达给后代的责任,而企图悬置“历史”的战后第一代在成长历程中,发现“自我”与“过去”难以割裂,战后第二代则为摆脱历史精神创伤更为自觉地重构历史。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既透射出战争记忆在当代日本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呈现了民族与战争历史情感记忆方面的复杂性。     

成长叙事中的家庭创伤记忆书写与情感认同——以“80后”女作家的小说为例

家庭创伤记忆是青年成长叙事中阻滞人格主体建构的障碍与生成畸形情感伦理的动因。纾解精神创伤、呼唤亲情关怀、直面家族史等是以张悦然、张怡微、笛安为代表的部分“80后”女作家群体亟需处理的问题。在回溯创伤记忆时,《茧》《细民盛宴》《西决》《东霓》等相关文本的叙事人贴近隐含作者的距离,将历史原罪、情感经济、家族隐秘指认为精神创伤成因,以对生父母、继父母和代父母的态度渐变完成情感认同,并借自白语调与叙事节奏使创伤书写或内蕴审慎节制、以柔克刚之美,或呈露出主体情绪恣肆宣泄的快意夸饰之美。但青年作家生活经验与历史反思力有限,自怜情结与性别身份的困囿使相关文本暴露了精神分析写作或情感夸张式宣泄的局限。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     

《全唐诗》中的南朝记忆

"记忆"是立足当下而对过在的反思与重构。个时代对历史记忆的生产、传播与重新唤起成为"在之中"的个体诠释"历史"、传承"记忆"、确立自我认同与应对当下危机的重要途径。《全唐诗》中南朝记忆的书写,包含唐人对南朝人物从文采炳焕到风流韵致的述说、对亲历或是想象中"亲在"之南朝地理坐标的追忆与对南朝历史事件道德主义式的评判或基于"历史循环论"而对"在历史中"之个体命运、感受的把捉,对南朝记忆记的书写记录着诗人在危机之下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并从传统中寻求资源以应对当下的期许与努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变迁探微

21世纪的兵团文化随着兵团＂三化＂建设（即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屯城戍边＂理念的兴起,现代化元素开始涌入兵团人的生活世界,其文化空间——屯垦发生了广泛的变迁：居住空间的变迁,兵团民具的变迁,群众广场文化活动的变迁。兵团文化变迁是兵团经济和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现代化结果,可是在变迁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文化＂碎片化＂的出现。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过快,分布状态分散不匀,由此带来了文化上的＂飞地＂与＂插花＂现象;兵团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分布格局的影响;兵团职工急剧下降,新职工和民工并不完全认同兵团文化。     

弘扬兵团精神 推进兵团新型职工思想建设

在过去的岁月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百万军垦职工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屯垦戍边,为开发新疆、建设新疆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大放光芒。今天,如何继续弘扬兵团精神,培养造就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工队伍,更好的完成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屯垦戍边历史使命,是当前兵团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记忆的弥散：延安纪念场馆中红色文化的空间生成

延安是我国的革命圣地,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纪念场馆是延安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立足“纪念空间”的理论视角,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生成机制,建构起红色文化传播的信息话语网络。在这种生成机制中,红色记忆是场馆中红色文化的表征形式,馆藏展品成为馆中红色记忆的意义起源,历史线索构建出红色记忆的叙事逻辑,文化创意则赋予红色记忆生机与活力,三者共同催生馆内红色文化向红色记忆的转化。在场馆之外,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外溢并搭建起城市中的各类共识符号,承载了公共话语网络和个体情感,打造了延安的“气态”城市文化形态,并助力“红色”成为延安城市的鲜明底色。     

中国文学“动物叙事”原型情感基质的现代转承

对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神话历史根源进行考察,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向度是从有关动物原型情感基质的现代转承的角度加以展开,即以“万物有灵”与“动物崇拜”等原始朴素生态理念中所负载的重要伦理价值积淀及其在历史演进当中所发生的情感转承和叙事流变为考察依据,特别关照当代“动物叙事”类型表达当中潜隐的情感承传及相应的某种缺失、变体与位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动物小说文体本身所凸显的时代价值意义,特别是在“人与自然”框架下对人态、生态乃至民族集体记忆的思考与书写,都凸显了原始情感基质的内在维系、促发与导引性作用,当然,这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当代动物小说所特有的思考深度与叙事张力。     

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

屯垦戍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开发边疆、巩固国防的一项重要国策。西域的屯垦戍边可追溯到2000年以前的汉代。两汉统一西域的过程,是在西域发展屯垦的过程,而屯垦又反过来促进了两汉统一西域大业的完成。屯垦不仅促进和巩固了祖国统一,而且在实边戍边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几千年的西部开发史:“屯田兴,边境宁,屯田废,边境乱。”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革命历史类博物馆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例

革命历史类博物馆在“大思政课”建设中有着独特作用,将其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既是传承红色文化的需要,也是整合“大思政课”育人资源的需要,更是培养时代新人的需要。革命历史类博物馆特有的社会资源、聚合效能、人才队伍与“大思政课”建设的社会化、融通性、复合型要求具有逻辑一致性,为二者的有机融合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可以从工作机制化、场域立体化、手段智能化等维度推动革命历史类博物馆融入“大思政课”建设。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是极具代表性的革命历史类博物馆,可以将其作为典型案例,以小见大探索革命历史类博物馆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成功经验,从而为相关建设活动提供借鉴。     

情感及其规制：数字时代情感的意识形态审视

在数字技术所建构的虚拟场域,情感表达空间的拓宽、“身体—情感”具象联结的消解以及情感的全景敞视与精准模塑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呈现样态,促使情感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向度。数字空间的情感叙事将情感理性化为易于被算法操控的“数据—情感”,在情感消费构境下传递数字情感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意识形态质询唤醒数字用户的情感认同。意识形态的情感向度既有可能成为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的重要增量,也有可能嬗变为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变量。为此,必须规制个体在数字空间的情感表达,借助数字圈层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依托情感叙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