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地理学及其空间想象

法律与空间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空间转向”的产物,作为其研究范式的法律地理学包含“空间中的法律”（空间对法）、“法律下的空间”（法对空间）、“法律与空间”与“第三域”等研究领域,由此衍生出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和“第三域”等命题。法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有待达成共识,其研究过程中的“去空间化”倾向值得关注。国内法律地理学发展前景期待明朗。     

规范法学: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法律”性并不明显的革命法理学难堪重任。而建基于“看不见的手”、“知识就是权力”和“摈弃玄虚,追求实在”的规范法学,因其蕴涵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向往科学的内在精神,可成为建构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宪政法理学将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着重分析法律渊源、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权利义务、法律效力、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等法律自身问题;主要研究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技术问题。宪政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源于中国现实,涵纳当今各种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点。     

法外之理:法理学的中国向度

"法理中国"的实现有赖于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构建,而这种主体性构建取决于其如何面向中国的场域来寻求法之理。因为法之理在法外,所以自主性中国法理学更多地是由生长于中国场域的"法外之理"来型构的,而这种中国场域通常通过文化、实践和生活三个侧面来展开。因此,由"法外之理"来型构的中国法理学必然是一种文化的法理学、实践的法理学和生活的法理学。文化法理学助益于法治文化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践法理学有利于寻求法治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在中国个性化展开的法理支撑;生活法理学裨益于消除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脱节从而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自主性中国法理学建构视野下的"法之理在法外"命题的重新阐释,为未来的中国法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兼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英美法理学与中国法理学

西方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十分深刻。由于语言对学术传播的决定性影响 ,在西方三种法理学中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影响最大。在论题、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不同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甚微。其实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解决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 ,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之“空间”概念辨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是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范式,重新理解和解释传统地理学中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并在批判传统地理学空间分析的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应该重新解释和定义“空间”概念,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等。他们对于空间概念的重构,启示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空间问题的理论研究工作,并重新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问题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法自然观与西方自然法思想论析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 ?对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 ,人们发表过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最早提出中国古代法属自然法的是梁启超 ,他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十分肯定地说 ,儒家法理学就是自然法。近现代的一些学者 ,包括许多台湾学者也主张 ,儒家的“礼”和道家的“道” ,墨子的“法天”就是自然法。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 ,认为中国只存在“法自然观”而无“自然法”的思想。① 各种意见聚讼纷繁 ,莫衷一是。本文作者认为 ,中国古代法理学和西方自然法是有区别的 ,二者存在一些相似点 ,也只能是中西法律文化发展中的暗合 ,而不能认为二者是同…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法治: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的实现途径依赖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和健全 ,没有法治作基础的政治文明是难以想象的。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 ,法治的实现即意味着政治文明的到来。一在西方 ,“政治”这个概念是从希腊语 polis一词演化而来的。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看来 ,政治主要指国家的活动 ;在古代中国 ,“政治”一词主要是统治的意思 ,即所谓“治国平天下”。综合古今中外学者的解释 ,政治有几种主要含义 :其一 ,认为政治是一种法律现象。政治…     

法律文化的观念之维及其中西方差异除魅

立基于观念之维的法律文化观更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并理解法律文化的中西之分野、古今之脉络,进而致力于建设一种沿承自身传统同时指向现代法治目标的法律文化.因研究方法的宏大叙事,时空选择的非对应性,学界关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结论多有瑕疵.中西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以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为标准来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法治休戚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它们所构成的法律文化保障法治得以实现,同时也只有法治才是引领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实践方案.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法治的文化诠释

“法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不同于西方传统法文化的“法治”,今天我们所说的“法治”的涵义已发生很大变化。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路径思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的今天,我们的法治研究应该从立法重心转向在充分尊重中国法制文化传统背景下,研究通过怎样的立法技术把法制宣传及执法活动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反馈到立法环节,及时对现行法进行解释、填补漏洞、利益平衡来实现法制与现实生活的高度统一、协调,实现法冶的良性发展和循环.通过法治研究路径的转变,实现“书本上的法”向“行动中的法”转变.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治下的自由──哈耶克自由观评述

对自由涵义的解释并不是终点,关注自由的保持才更为根本。这是西方当代古典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自由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对自由抱有如此关怀,哈耶克才特别注重对法治的讨论。他重视冯·萨维尼视法律为自由之基础的法律观,并将自己“法治下的自由”理想建基于这种法律观之上。他相信,没有法律便没有自由,因而尤其赞同将法律称为“自由的科学”①。本文准备在阐述哈耶克自由理念之本质的基础上,探讨实现和保障这种自由所需遵循的自发秩序原理和法治原理。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