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美国学者的新尝试

在20世纪末，美国冲突法理论及实务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的大讨论，它似乎预示着一场新的冲突法革命的开始。虽然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受到了美国司法界的欢迎，但随着冲突法的发展，理论界逐渐认识到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存在缺陷。如何理解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属地规则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第三次重述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在冲突法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实现平衡。     

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看我国侵权冲突规则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核心,对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进行了系统规定,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侵权冲突规则体系。对比美国冲突法重述规则与我国现行侵权冲突规则,我们应积极借鉴美国冲突法重述中的有关规定,在侵权领域全面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区分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并将重要争点的法律适用纳入一般侵权行为予以规定;抛弃“双重可诉原则”。     

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看我国侵权冲突规则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核心，对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进行了系统规定，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侵权冲突规则体系。对比美国冲突法重述规则与我国现行侵权冲突规则，我们应积极借鉴美国冲突法重述中的有关规定，在侵权领域全面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区分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并将重要争点的法律适用纳入一般侵权行为予以规定：抛弃“双重可诉原则”。     

论美国传统冲突法的本土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冲突法的本土化经历了特色鲜明的两个阶段。斯托雷以其自然法理论为指引引进了胡伯的国际礼让说,奠定了美国冲突法的发展根基。在形式主义法学影响下,比尔以《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一次)》为主要载体,以既得权理论为根基,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冲突法。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应充分借鉴美国冲突法本土化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引进创新,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理论先导、实践检验。     

不当得利的识别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以美国模式为考察对象

各国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差别很大,导致国际私法上的识别困难进而在冲突规范的适用上出现偏差。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与不当得利返还之诉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种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能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但最密切联系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判决的前后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我国接受大陆法系立法例的影响,可以在考察美国模式的基础上,并结合大陆法系中其他法域的法律活动经验,设计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涉外不当得利问题的冲突法适用规范。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

我国学术界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概念认识的模糊,带来该原则运用的困难。这主要是我国缺乏对该原则的本质研究造成的。该原则的本质可以通过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经典案例——贝科克诉杰克逊案的解读和《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第6条的规定的审视和与相关学说的关系进行廓清来进行探究,以实现对该原则准确的定义和运用。     

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冲突法正义论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经济学与经济史的一种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冲突法理论的价值变迁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冲突法正义价值导向意义重大,它影响着冲突法的立法精神、法律选择方法的取向、冲突规范的设计、各种冲突规则的取舍。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冲突法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冲突法的正义价值也不断进行优化和淘汰,最终整合为具有冲突法范式意义的冲突法正义。冲突法的正义价值应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形式正义",第二个维度是"实质正义",第三个维度是冲突法正义,即"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共同实现冲突法的正义功能。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设计缺陷归责原则探析

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是产生产品责任的关键和依据.在产品缺陷三个类型(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及警示缺陷)中,产品设计缺陷影响、争议最大,尤其是它的归责原则方面.它归责原则的争议主要涉及对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的选择.《侵权法重述》①(第二版)规定了严格责任并使之在产品责任领域统治了较长时间.后来的《侵权法重述》(第三版),推翻了《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中很多激进的思想,规定将过失责任适用于产品设计缺陷.但这一做法是武断的,在司法领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原则,依然是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两种原则并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处于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公约》及我国新＼合同法》都采用的原则,对其内涵的理解直参考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的学理解释。双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间存在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条约其效力优先于<公约>惯例不具有优先我国法律的效力。《公约》关于当事人行为的解释采用主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可资借鉴。     

跨越法系的鸿沟:内地与香港法律冲突解决之出路

内地与香港法律冲突的解决已经通过一系列双边安排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范围仍然十分有限。两大法系的差别是两地法律冲突解决的最大障碍,因而可以从其他多法域国家或超国家组织(欧盟)协调分属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的实践中借鉴经验。在总体思路上应着重以编写《香港冲突法重述》和《大陆地区冲突法重述》来推进示范法的制定;在具体规则的协调方面,以"黑色清单"、不方便法院原则和"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以双边安排确立共通的法律适用规则并保留一定的例外,并继续通过双边安排完善司法协助。     

论法治研究的方式

国内法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亦非常重要.文章认为,法治研究在当代中国有三种方式,一是扬弃方式,通过重述或比较的方式研究西方法治理论;二是历史方式,研究法治理论在古代中西方世界的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历程;三是理论方式,从法治概念、标准、意义、路径、思维、理论体系等方面入手,建构立基于中国的法治理论体系.     

村规民约略论

通过对村规民约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分析,指出村规民约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其存在与发展都与社会当时的具体环境,特别是政治需要及权力运行模式密切相关。作为乡村社会“小共同体”“私的法律秩序”,村规民约与国家“公的法律秩序”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提出为保证中国法制统一,学界不应过高渲染村规民约的功能作用。村规民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伦理价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和意义是主要的。     

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新理路

中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与英国约克大学M.阿莫诺教授就如何研究中世纪英国宪政史进行了学术对话,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应当肯定斯塔布斯及其“牛津学派”的杰出学术贡献,但也须克服其“宪政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要重视依据“政治社会”这一新概念,来深化对政治群体与政治冲突的研究;“王在法下”的确是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但国王是否受到法律和议会的限制,则是由王权与王国政治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所谓的“兰加斯特宪政主义”并不存在;在这一研究领域,新历史主义、中西历史比较等新方法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直接适用的法"在特定涉外身份领域的运用

由于中国大陆现行涉外婚姻家庭法对特定的涉外身份领域的立法空白,基于现实需要,在中国大陆运用"直接适用的法",即直接适用外国法或外法域法或司法判例,解决特定涉外身份领域的民事法律冲突,符合法的目标价值、形式价值以及国际私法的相关理论。"直接适用的法"是解决特定的涉外身份领域民事法律冲突不可缺少的补充办法。     

论两岸冲突法对侵权案中“弱者”的保护

从冲突法的角度对海峡两岸侵权案中“弱者”的保护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当前两岸保护“弱者”的方法只有实体法的方法,缺乏冲突法的方法。其结果是对“弱者”的保护不规律、不完整、不深入、不奏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魏晋法律在形式即体例方面具有浓重的名理学化、玄学化色彩。当时舍具体、重抽象的学术风气,名理学“循名责实”的特点,玄学重视理论辨析、抽象思维的风格,对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律》、《法例律》的出现,以及对律目篇章的调整和析分,更是当时学术风气的直接产物。因此,名理学和玄学是推动魏晋法律新体例确立的主要动力。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刑法的根基:人类的基本感情——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人类的基本感情源于人性,即人类的基本需要,其核心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以人类的基本感情为基础而不能与之背离。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于人性的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真正的法治只能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字面规定来办事与人类的基本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以人类基本感情为限度、为依据来理解解释法律,而不能作出明显违背人类基本感情的司法判决。唯其如此,法律才可能为老百姓所接受,才尽可能得到大家的遵守与拥护。因而,刑事司法的主线应当是"法融于情",所谓的"法不容情"只不过是"恶法亦法"的诡辩。     

论"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创新内涵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哲学意蕴:其一,是把发展 看作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其二,代表大多数人民必须正视当前利益格局的变化;其三,是坚持唯物史 观,回应各种错误思潮。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