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五帝新说”引发的困惑——向“五帝新说”诸位老师请教

"五帝新说"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所谓五帝,实际只是"尧舜二帝"。其二曰:根据对《山海经·海经》的研究,认为五帝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真正的五帝是: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所谓五帝时代与唐虞时代是同义词。由此引起笔者许多不能理解的困惑。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中华民族的根——释“帝”字的形义来源

中国人说“黄帝子孙”,“龙的传人”,表示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骨肉同胞。司马迁《史记》的首篇《五帝本纪》就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华夏族从历史上寻根,都会寻到高祖黄帝,黄帝在传说中既是创世神,又是宗祖神。巫师、巫术以玉为灵物,皇、黄相通,所以又有“玉皇大帝”的名目。总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再释“成”

(成阝)、盛两字相通,前已论及,(成阝)、成古一字《说文》也已有定论,另据成、盛古为相通的字,也可以得到印证。《说文》汉许解:“从皿,成声”段清注:“盛音成,本亦作成。”(成阝)为封邑称成之正体,而戊为(成阝)的减笔,据此可以推知。此外、成、称,古相通,源于帝颛顼的婚偶为帝少皞之女,以族称“母癸(古鬼,九一音读如皋)而氏称为“爯”,这是屡屡见于古唐虞金文的记载,不过旧读“爯”为“举”,是源于《周书·牧誓》     

三皇五帝解读

根据古籍记载研究，三皇及其顺序应该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燧人主要是由于钻木取火、击燧取火而得名，神农是早期农业的代名词。五帝当以《史记》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较为合理，它们都不是原名，而是代表部族、邦国的名称，把邦国名称人格化，成为世袭领袖的名称。五帝之名是人名、是世袭首领名、是部族、邦国名，也是一个时代之名。《纬书集成》中的《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把五帝视为若干世的时代名称，或者说是一个族团、一个邦国的名称，是比较合理的。五帝分别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应，可考虑：黄帝时代文化为庙底沟类型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颛项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帝喾、尧舜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黄帝的年代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     

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

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长期以来与舜、禹一起被视为古代圣王政治的典范。我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列尧为“五帝”之一,将其看做华夏文明的开创者。尧的时代,在中国的古籍中被列为信史的第一章。今河北唐县,相传就因为是唐尧封地而得名的。《尚书》首篇即为《尧典》。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尧以前的黄帝、颛顼、帝喾,但文字简略,篇幅不足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且内容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率然轻信。对尧以后的记载,却具体生动,涉及广泛。司马迁在篇末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苗裔·外脩·内美 读《骚》探微之二

一《离骚》在开端写:“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是名,高阳是氏,实指一人。高阳,在古籍传说中或指天帝,或指人,可见是从神话(My th)     

治气与教化:《五帝本纪》读解

《史记》从黄帝开始,其义与孔子删《书》始自尧舜并无二致,都是以天人合一的人文教化为华夏文明的开端.通过细读《五帝本纪》对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的叙述笔法,可逐渐展现阴阳二气与鬼神之义、五行气运与圣人行教、三才通贯与王者建国的关系.     

论“五帝时代”

五帝从无到有 ,从不确定到固定下来 ,本是人为安排 ,并非古说。五帝说是战国秦汉士人的假设 ,只是历代学者落实“五帝”称谓的尝试 ,本与中国历史无关。五帝本是先民原始宗教中的神 ,是文化现象。“五帝时代”这一提法不具有科学性     

中国文化中帝王原型的嬗变

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帝王原型 ,它们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祖宗崇拜。当时 ,一个有才有德的族长往往被当作祖先和神来供奉、祭拜 ,成为神人合一式的帝王原型。此后 ,又演变为更具有人的色彩的天人合一式原型。各种明君和昏君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重复出现 ,体现了人们对统领整个家族的非凡力量 ,对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的渴望 ,体现了寻宗溯祖、落叶归根的愿望和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是欢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中,皇帝对官员赐服、赐宴、赐花,还赏赐不同的节令食物、用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饼、糕、粥、扇、桃符等都在赏赐之列,可谓赏赐内容丰富。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联络了君臣感情,亦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节赏是政治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视觉的阐释——中国古代帝王图像的文化意蕴与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帝王图像是指以古代帝王为表现对象的图像体系,是中国古代宫廷绘画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图像系统之一。帝王图像不单是艺术欣赏的载体,且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隐晦的政治、文化内涵,既是认识和了解帝王形象以及当时宫廷艺术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成为探寻帝国国势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特殊途径,直观地呈现出视觉艺术在阐释观念方面所发挥的奇妙作用。并且,帝王图像具有文字所缺乏的直观性与形象性,能够补充文献难以记述的细部与微观,从而成为文字之外的一种更加生动和具体的记录历史的方式。     

诗与历史的困惑与选择--论二月河"帝王系列"的审美特征

在对待"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矛盾时,二月河"帝王系列"主要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建构力和想像力,使作品在整体上达到"艺术的真实".在审美特征上,二月河"帝王系列"呈现出大雅若俗、雅俗共赏的特征.     

炎帝神农氏“七曜起于天关”的年代

关于炎帝的历法,宋·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三朝具于摄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这里,"三朝"指年月日;"撮提"即摄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为日月五星.这说明炎帝创制的<太初历>起始日那天.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会聚在一起,并且是从"天关"星开始.通过天文年代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确定公元前4 951年3月28日为炎帝<太初历>的起始日.     

试论五帝传说的多元价值取向

关于五帝的传说,不同学派各执一词。儒家尚德治而重仁礼,把五帝时代渲染为王道时代,希望借助五帝传说改变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局面;道家持回归自然的历史观,企图回到五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时代,或者把黄帝改造成道家的典范;法家持进化的历史观,认为五帝的“德治”在当今是行不通的,只有法治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直到司马迁继承儒家的传统,把五帝世系写入《史记》,儒家的价值取向才占据了历史的正统。     

中国方志:为帝王而写和写帝王志传统的探讨

为有效地进行统治,不少中国帝王养成了阅读与利用方志的习惯。这种习惯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方志史上两大传统的形成：其一,为帝王写志,庞大的方志写作群由此应运而生;其二,写帝王志现象的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写帝王方志的专门系列。中国帝王成了推动中国方志文体发展的最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