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体系·视野——“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研究

“世界艺术”思想源自启蒙时代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对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其显著特征。其后,黑格尔在“艺术整体”观中再度阐释了“世界艺术”的思想,并第一次试图为艺术的世界史建立整一的历史体系,“世界艺术史”思想因此得到首度阐发。由于受到欧洲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影响,人类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问题在“世界艺术史”的探索中被遮蔽、排斥和异化。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来临,在20世纪以来“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的多维阐释和书写实践中,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并在新国际主义立场上正视并认同文化差异。对待差异性的不同态度始终是理解特定时期“世界艺术史”思想与全球视野中的世界艺术史,即“全球艺术史”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现代性与“转瞬即逝的美好”--对“宏大叙事”的学理修订

近代欧洲思想启蒙传统在学理上的标志,是一种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之上的“宏大叙事”。它分析描述人性中的共性或一般性,由此出发诞生的哲学理论,对近现代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自20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和人文领域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宏大叙事”的思想启蒙思路,对其做了一系列学理上的修订,并提出了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便具有重要意义。     

从王艮到黄宗羲——试论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和演变

以人文主义为特点的中国启蒙思想始于明中叶以后,其发起者主要为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他以“心即理”、“百姓El用即道”、“大人造命”、“安身立本”、“注脚六经”等命题,论述了人文主义思想。此后,李贽将“心即道”发展为“童心说”,将注脚六经演变为粪土六经,严重地j中击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又提出私欲即天理的思想,使人文主义向纵深发展。清初,黄宗羲在承认私欲的基础上,主张合天下私欲以为公欲的公私结合的人欲观,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来筑构他的“大壮盛世”的政治制度,从而对近代的先进人士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教育作为“启蒙”的实践规定性——基于教育学几个经典命题的分析

教育与“启蒙”之间存在着天然性的本质关系,而且从最原初的意义上讲,教育即是一种“启蒙”的实践。近代以来的“启蒙”历史,凸显了教育的现代性意识以及对“人”的价值吁求。对教育中“培养人”的价值主题进行分析,实际上就是要回应“谁来启蒙”(启蒙的主体)、“怎么启蒙”(启蒙的观念与方法)、“启蒙的目标是什么”等实践命题。     

“五四”精神:文化启蒙,还是个人自由?

本文试图从评述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入手, 探讨何谓“五四”精神。文中辨析了文化启蒙和个人自由在“五四”再造文明的观念中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 并据此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对“五四”精神的阐释, 即“五四”精神是一种对反抗权威的勇气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的高扬。     

当代文艺思潮的“后人文主义”转向——从“人性”到“物性”的流变研究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肇始于对“人学”问题的思考,伴随着这一问题而出现的“人性”“新启蒙”等概念,标志着人文主义理论思潮的形成。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些源自西方的诸如身体、事件论、思辨实在论以及物性论等新概念的翻译和引介,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中的人文主义逐渐为后人文主义所取代。如果从文艺理论演绎的内在逻辑来看,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的转变,也可视为从人与物主客二元对立的建构论（语言论）,转向人与物交融互通的物性论（反语言论）,并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新变提供契机与可能性。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激情、利益与正义”理论

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和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其主流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与诉诸于理性主义的欧陆启蒙叙事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之后在英国肇兴的功利主义,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通过将情感主义引入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证成和文明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辩护。“激情”“利益”与“正义”这三个核心概念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现代文明社会发生的主观机制以及人为正义的社会内涵所持的观点,是解读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独特的分析理路和思想价值的关键。在古今之变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私利与公益”“商业与正义”以及“商业与文明”这类时代问题所给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对于应对变革时期的英国及苏格兰之转型,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

文章从分析“何谓中世纪”入手 ,考察了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 ,指出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继而通过考察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观点 ,指出摈弃对中世纪的误解 ,揭开中世纪的客观原貌正是由此而得以实现的。最后得出结论 :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的产物 ,不了解中世纪 ,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个性。     

爱的“徒劳” 天性的“虚无”─—论莎士比亚喜剧中关于性爱的人文主义思想

爱的“徒劳”　天性的“虚无”─—论莎士比亚喜剧中关于性爱的人文主义思想陈迪泳（湛江广播电视大学湛江５２４００３）１在欧洲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变革性运动中，莎士比亚是一座伟大而杰出的丰碑。他以博大的胸怀接受着人文主义的思想，赞美着人文主义关于人性与性爱的...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话语重建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中,义疏代表着从文字翻译与注释向阐释话语建构的转型,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阐释与中国佛经翻译阐释中都已经初步建构这种话语.其中意义重建又是理论的核心.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宋明理学在话语重构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宋明理学经过爱默生等人的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欧洲人文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中的宗教观之比较

法国启蒙哲学和欧洲人文主义哲学都猛烈地抨击了教会、教皇和神学教条，并从宗教与道德、宗教与科学、宗教与封建统治等关系上阐明了各自的宗教观。但比较而言，法国启蒙哲学的宗教观要远远高于欧洲人文主义哲学的宗教观，因为前者具有理性形态，而后者则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并且前者的实际效应和科学价值要比后者大得多。导致法国启蒙哲学和欧洲人文主义哲学宗教观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科学技术与人们认识水平的不同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

由于启蒙运动及其精神遗产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启蒙反思成为当代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在肯定启蒙精神积极意义的同时,亦必须正视启蒙精神的三大盲点。在此基础上,要通过调动包括非西方文明与原初传统在内的多方资源,在对话中超越启蒙心态,成就多元现代性。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可以在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层面为超越启蒙凡俗的人文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前辈现代新儒家主要是要将儒家思想在基本精神方向上纳入启蒙理性的范畴之内,与之不同,杜维明更为自觉地突显了儒家思想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取向。如何更完整地突显建立在儒家智慧精神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现代儒学有待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是文学思潮吗?

无可否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在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端重要的,不可等闲视之。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就不可能有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文学。然而,是否可以说,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就是独立的文学思潮呢?《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一九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思潮》)的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在《思潮》的绪言中     

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第二自我”

事情自身的主词化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性”章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它构成了接下来的“精神”章的基本理论旨趣,并在伦理、教化与道德世界形态中具体表现为关于三种自我的观念.对“第一自我”与“第三自我”,黑格尔均有比较明确的指称——前者为“人格的自我”(das Selbst der Person),后者为“良知的自我”(das Selbst des Gewissens):而对所谓的“第二自我”(das Zweite Selbst)则语焉不详.这与“自身异化的精神”一节在整个精神章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是极不相称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三种自我”观念的深刻理解.本文立足于对精神章“自身异化的精神”一节的两个主要论题(教化与启蒙)的阐释,专门探讨了第二自我在其中的形成及对它的恰当命名问题.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大思政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既是“大思政课”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其根本的理论支撑。“大思政课”强调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后者对破解人才培养的“单向性”弊端具有重要意义。“大思政课”所倡导地发挥好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效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念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后者对于从大局观念等方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大思政课”的构成要素之间以及“大思政课”与环体之间所呈现的矛盾关系,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很好地阐释。“大思政课”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可以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释清楚。总体看,“大思政课”建设既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更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大思想课”的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