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家"——读冯俊主编《哲学家·2008》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哲学,不能没有哲学家,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时代和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可悲的、是荒芜的;一种哲学和一个哲学家也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他的民族,离开了时代和民族的哲学和哲学家是空洞的、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时代能够产生哲学家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一个哲学家能遇上一个好时代那是他的福气."     

哲学理论创新方法的探索:说“笨想”

一个民族需要创新才有生机和活力，而关乎民族历史命运的哲学理论更需要创新，否则就会造成民族精神的僵化和贫弱。但每一位诚实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都会深知哲学理论创新的艰难，不用说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自身的生存状况限制了他或她的自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即便是有充分的闲暇和自由，人们也必须面对使哲学思维得以可能的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的限制和压力。“太阳底下无新事”，哲学所能说的似乎都已被哲学家们所说尽，因此人们只能沉默无言。然而，哲学仍然在言说着，或者是回忆，或者是重复，或者也有真实的理论创新。哲学理论创新的艰难不…     

警察哲学:应用哲学研究的创新之作——评张兆端《警察哲学——哲学视阈中的警察学原理》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当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专门学科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哲学研究的内容,使它正在改变自己的理论结构.发展出新的理论形态,即众多的应用哲学理论的崛起.     

论王船山哲学思想的当代理论意义

哲学是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思维,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或不重视这种思维,是很难站到科学最高峰和进入现代文明行列的.恩格斯说,学习哲学要从哲学史入手,"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     

论经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经济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类经济世界而形成的哲学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经济世界的哲学观.开展经济哲学研究,不仅是对第一哲学的延伸和补充,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而且可为经济理论研究和规范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提供方法论牵引.     

面向哲学本身:对“纯粹哲学”的现象学反思

哲学现在分化出了许多部门哲学,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和理论"繁殖"能力.哲学和各个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关于哲学自身的方法论反思则相对被忽视.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在部门哲学看来是不成问题的,无须反思.这种状况使关于"哲学本身"的研究处于一种理论无意识状态.因此,面向哲学本身,研究"哲学作为哲学"的"纯粹哲学"就是当务之急."纯粹哲学"的研究需要各种部门哲学发生"现象学转身",使部门哲学研究关注"哲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纯粹哲学对各种部门哲学理论进行"现象学悬置",对"哲学本身"进行现象学的追问,使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哲学的"纯粹性"和哲学本身的合法性."纯粹哲学"研究要求我们必须对哲学作为哲学的"哲学本身"进行研究,建构哲学本身独有的"纯粹世界"、特有的"纯粹方法"和哲学研究的"纯粹哲学"主体.     

哲学理论及哲学学科的创新问题

哲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核心 ,哲学创新包含理论与学科创新两个层面。目前哲学理论创新的主要问题在于思想力的不足 ,在建立哲学学术与历史时代的批判性关联方面 ,哲学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尚需要承担艰巨的任务。哲学学科创新不足的主要问题在于学科建制方面没有跟上哲学研究以及时代的发展 ,也强化了学科间的壁垒 ,哲学人才的培养呈现单一的研究型模式 ,哲学教育在哲学人才的市场化方面缺乏作为。     

哲学自觉与哲学创新

哲学自觉是指民族时代精神的自觉,是对于宇宙、社会、人生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自觉反思与其化解之道的求索。哲学创新,即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从哲学思潮发展史看,其内在蕴涵着“一以贯之”的逻辑思维脉络,构成了中华民族与时偕行、特色显明的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画卷。     

试论部门哲学研究的基本维度

部门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根本特性反思特定世界或实践领域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因此,部门哲学研究的基本维度既可以是对特定具体科学理论的哲学反思,也可以是对特定领域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哲学反思,还可以是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反思.     

发展哲学的当代任务

发展哲学的当代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主题以及全球范围内新的发展思想对这一学科的吁求一、提高自己的理论化、系统化水平;二、在学科建设的同时,提高自己解释和解决中国发展基本问题的能力;三、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维的预期性和调适性是发展哲学的重要的方法论特征;中国的强国之道与中国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之路是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不论作为手段还是目标,仍需探索.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