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长阿含经》卷十二（残）译、考

本文首次尝试对俄藏西夏文《长阿含经》卷十二残卷进行汉译,并适当加以考释。文章指出,本部西夏译《长阿含经》以中原汉译大藏经为底本,然在个别地方与存世汉文本略有出入。此部《长阿含经》的初译可能在崇宗初年,但之后虽声称经过仁宗、罗皇后时代的重校和刊定,仍有与底本不同、误译等处。尽管如此,汉文和西夏文本对读的确能带来很多启迪。     

试论《长编》西夏史料的价值

试论《长编》西夏史料的价值杜建录西夏史料由汉文史料、西夏文文献以及文物考古资料３部分组成，而在汉文史料中，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文简称《长编》）的有关记述最为翔实。据笔者粗略统计，今存７朝《长编》中有关党项、西夏史料竟多达２００余万字。但《长...     

略论西夏党项民族音乐

西夏音乐的发展演变,既受党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音乐自身内在因素的制约.西夏音乐有民间乐、宫廷乐,形式多样,作用不同;乐器种类繁多,充分反映出西夏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点,在西夏社会生活中有发挥着重要作用.     

《〈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评介

杜建录先生撰写的《（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是以《天盛律令》为中心,结合汉文资料、其他西夏文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法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力作。该书把西夏立法中的种种现象放入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读者对西夏法制的理解更加深入;并与唐、宋律相关照,揭示了《天盛律令》的独特本质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特殊地位。     

西夏民族音乐及其演变

西夏音乐有民俗乐、宫廷乐,且形式多样,作用不同,乐器种类众多,充分反映出西夏音乐具有鲜明的党项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在西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具有重要地位。西夏音乐的发展、演变既受党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受音乐自身发展因素的制约,经历了四个阶段,西夏音乐发展与西夏封建化历程同步前进。     

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

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元昊曾致书北宋,自称其国为“邦泥定”,事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而西夏自称“白上国”,亦有实物确证,例如;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保藏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阴面汉文,首行标题作“白上护国寺凉州感应塔之碑文”;1975年9月宁夏博物馆在银川     

汉文西夏文献述要

汉文西夏文献,自宋迄清,代有其书。宋朝为其初创积累时期,所成诸书是汉文西夏文献中最具价值的;辽金元三朝是其辑录散佚时期,经过元朝史家的“精心删汰”,大量的西夏原始文献从此都亡佚了;明朝是其重辑创新时期,在编辑汉文西夏文献时所作的有益尝试为清人提供了借鉴;清朝是其辑佚勃兴时期,经过清朝史家的钩沉索隐、重修重著,形成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汉文西夏史籍,为今人研究西夏提供了诸多便利。     

《番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复字注音诠释——尼×

《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所反映的西夏语音系的全浊声母应该是一种什么音貌 ?是普通意义上的浊声母 ,还是带有鼻音因素 ,即习惯上称之为“鼻冠音”的浊声母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起源于《掌中珠》中有一批用“尼×”等汉文复字注音的西夏字。例如 :(行业 ) ,汉文注音为“尼责” ;(夏 ) ,汉文注音为“尼顷” ;(主 ) ,汉文注音为“尼足”。有人认为汉文复字为反切音 ;有人认为是为了方便汉人准确地发出西夏语的全浊音而特意加了“尼”音首 ;有人认为“尼”加在音首 ,表明西夏语中有鼻冠音。我们不妨先通检一下所有用“尼×”注…     

从《掌中珠》夏汉对音看13世纪前后汉语西北方言声纽系统若干特点

12世纪末(公元1190年),西夏刊出一部由骨勒茂才编撰的西夏文和汉文互译音意的幼学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此书按天·地·人三才的体例编排,每条词语分四行:中间两行,右为西夏字,左为该西夏字的汉文意译字,左右两边各一行,其中,右为西夏字的汉文音译音,左为汉字的西夏文音译字。下面以“天”字为例加以说明(为印刷方便,西夏字按先后编号集中附后,文中“□”号代表西夏     

《西夏志略》刊谬举例

《西夏志略》是一部汉文西夏史籍,由于诸多原因,它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西夏志略》不失为一部有特色、有利用价值的史书,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西夏史料被以讹传讹;第二,它集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于一体,便于学者取长补短;第三,用人物生平事迹反映西夏兴衰历史,为编纂西夏史籍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编写模式;第四,对引用史料注明出处,反映了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以上论述,纠正人们对《西夏志略》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西夏志略》自身有三种错误：第一种为被征引史书的史料本误,第二种为《古今图书集成》、《续通志》引误,第三种为《西夏志略》抄误。     

西夏党项人的婚姻家庭

关于西夏党项人的婚姻、家庭状况,由于文献资料贫乏,故目前所见有关西夏史的著作,对此均语焉不详。但自从史金波、白滨和黄振华同志的《文海研究》出版以后,由于其中有西夏文字典《文海》及其汉文译本的发表,则使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了深入探索的可能。以下所论,即主要借助《文海》汉文译本所提供的新材料。     

论西夏文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

西夏文是西夏王朝创制和使用的一种文字。西夏大庆年间(公元一○三六——一○三七年),统治者李元昊命令他的宠臣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字。西夏字产生之后,被定为“国书”,在官方文书中使用。宋景祐四年冬(公元一○三七年),西夏设立蕃汉二字院以教授蕃(即指西夏文)汉文字。《西夏书事》云:“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当时,用西夏文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以为西夏人诵习之用,如《孝经》、《尔雅》、《贞观政要》等。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还曾以西夏文写了《论语小义》和《周易卜筮断》等书。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

党项与西夏的史料就是党项与西夏国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史迹遗存、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具体地说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党项与西夏史料、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发现,亦即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和西夏人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从文献整理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对研究党项与西夏的历史只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宋朝汉文西夏史籍及其著者考述

宋、元、明、清四朝公私目录及宋人传记资料中述及了一些宋人著汉文西夏史籍 ,其中刘温润著《西夏须知》对西夏国情分条记事 ;《羌尔雅》是刘温润依汉语字书《尔雅》体例编写的一部西夏语字书 ;孙巽著《夏国枢要》重点介绍西夏王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对后世学者编写西夏专史影响很大 ;单行传世的《西夏事略》是一部删削之伪作 ,属好事者节录王称《东都事略》卷 12 7《西夏传》部分 ,另外 ,王称之名被四库馆臣臆改为“王 ,应加以辨明     

俄藏《同音》未刊部分文献与版本价值述论

《同音》是西夏人编撰的当时最流行的字书,现已刊布的版本为义长本与重校本。而新获的未刊布部分可得知是此前未见的版本,有重要的文献和版本价值,深化了对《同音》的研究,亦有助于对黑水城文献的整体认知。     

西夏文书撰拟制度

西夏文书撰拟制度是西夏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西夏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强有力工具之一,受到了西夏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本文根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其他有关西夏汉文史籍,从文书队伍、文书格式、文书内容、文书语言等四个方面对西夏文书撰拟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西夏职官与封号的翻译原则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官阶封号表》《天盛律令》卷首的"颁律表"与"司次行文门",以及西夏文献款题中出现的职官与封号是了解西夏官制的比较重要的资料,但其中职官和封号之难解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本文利用《掌中珠》以及存世西夏文献中有夏、汉两种文本可资对照的款题,通过对西夏职官和封号的勘同,讨论了西夏人对这些专有名称的翻译原则,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对《官阶封号表》《天盛律令》卷首的"颁律表",以及西夏文献款题中出现的职官和封号进行了重译,希望对这些译名的勘同、翻译乃至西夏官制的研究有所帮助。     

俄藏西夏文草书《孝经传》正文译考

俄藏西夏文草书《孝经传》吕注本是已佚汉文儒经的西夏文译本,笔者通过译考该书十八章正文,确认西夏文译本为节译本,力图为寻找这部已失传的汉文底本在内容上提供直接的证据。     

满文《大藏经》概述

《大藏经》是一部中国佛教典籍丛书 ,亦是一部中国佛经总集。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后 ,历经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发展 ,佛教典籍被大量译成汉文 ,并被汇集成编。初称《一切经》 ,原意是指汇辑汉文一切佛教经典的大型综合性丛书 ,兼收中国、印度等国佛教典籍 ;隋朝灌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首次使用“大藏经”名称 ,之后这一名称才被广泛采用 ,并成为一切文种佛教典籍丛书的代称 ,包括汉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巴利文和日本文等多种。大藏经的本意 :大者 ,穷天地之极尽也 ,比喻佛典包罗万象 ,智慧无边 ;藏者 ,梵文之原意是…     

西夏文本《碎金》研究

《碎金》为西夏世俗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种，其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大致顺序与汉文《千字文》相仿。仅有千言，内容丰富。＂番姓名＂和具有双关意义的汉姓这两部分最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