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的“兩条路綫論者”

讀了“‘山大’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会發言稿”中張維華先生的發言稿后,我觉得他的發言很有道理,对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他既不同意西周派又不同意战國派和魏晉派,而提出了一个新的論点,指出了从战國之初到三國魏晉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由奴隸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这一个过渡时期中有着兩条紅綫貫串着。一条是封建制以產生、發展的形态出现,一条是奴隸制以上升到衰落的形态出現。照張先生的論点,封建制的逐步形成是开始于战国之初,好象和战國派說法相同,其实并不,因为: “他們否認了或说是忽視了战國、秦及西汉前期奴隸制还在向前發展的那种征象。”不同意魏晉时代开始封建社会,其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答項文和同志

自拙作‘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的基本規律問題的討論’一文發表後,曾先後收到過一些讀者同志們寫信或寫文章来提出不同的意見。拙作在發表的時候,卽曾在一開頭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名言,認为:‘谁都承認,如果没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没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因此,對於拙作发表后,能够引起讀     

上海学术界座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發表后,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重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術委員会筹备委員会、“解放日报”編輯部、“学術月刊”編輯部,在一月十五日特为此召开了座談会。应邀出席的有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術界人士四十余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負責人也参加了这次座談。 發言中一致强調了这个文件的政治意义。認为这是一篇当前國际共產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它不僅总結了我國革命实踐中的丰富經驗,同时对于当前國际关系中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从理論上作了概括和閘發;而在学術上,它不僅对哲学提出了許多課題,即对于政治、經济、歷史、政法、國际問題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課題。因此,深入学習这一文件,進行学術研究,对提高我們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水     

屈万山:“试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这是作者發表在1956年12月出版的“哲学研究”第5期上的一篇相当長的論文。作者在本文中的基本論点是:(一)“我國过渡时期也有自己的社会經济制度,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条所規定的四种所有制,以及与此基礎相適应的上層建筑”;(二)“我國过渡时期基礎与上層建筑的性質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性的基礎与上層建筑。在这个基礎与上層建筑中,既包含有社会主义成分,又包含有資本主义成分,这是中國过渡时期基礎与上層建筑的特     

对馮文炳教授论“阿Q正传”一文的意見

馮文炳教授在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研究“阿Q正傳”的文章。这篇論文的基本論点我認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馮先生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就做了曲解。冯先生論文第一节就企图指明鲁迅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他說“鲁迅写‘阿Q正傳’,     

关于“大同書”的寫作过程及其内容發展变化的探討——兼与李澤厚、湯志鈞二位先生討論关于“大同書”的估价问题

为了正確的估价康有为的“大同書”——这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偉大著作,研究一下康氏“大同書”的寫作年代及其内容的前后發展变化,会能帮助我們很好的接受这份歷史遺產的。一 1955年“文史哲”第二期,李澤厚先生發表了“論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認为“‘大同書’虽然成書極晚,虽然其中还夾雜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產生得颇     

批判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

馬寅初先生在不久前出版了“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他自認为这本著作“是根据辯証唯物論写出来的”。我們認为确有必要來分析一下他所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貨色,是辯証唯物主义的了还是唯心主义的了是馬列主义的?还是反馬列主义的? 在这篇短文中,只就他的所謂“团团轉”的理論,进行一些批判。由于馬先生的“团团轉”理論,不仅是方法論,而且是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作为綜合平衡的“理論基础”,因而在这里也联系到综合平衡理論来进行分析批判。 馬寅初先生在这本書的开头就說明他的“团团轉”的“联系”: “唯物辯証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論告訴我們宇宙內的事事物物都有內在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丙丁戍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奴隸社会”是否社会發展必經階段?

江泉先生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关于中国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题的討论”一文中,对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的討論,作了一个全面性的总結,并指出了各家共同的論点:“中國是經过了奴隸制时代的。”但就是这一点,据我所知,尚有很多学者对它不完全同意,或取保留态度。按中國歷史上有过奴隸制时代之說,首先提出來的似是郭沬若先生。他的主要論据之一是:“我們今天既承認了馬克思学說是真理,社会發展可以划分五个时期,在我們中國就不能要求例外。”他說:“在國家初成立的时候是純粹的一种奴隸制。”他在批評周代为封建社会說时說:“周代的社会歷來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進展的程序不     

关于美的阶級性——批判蔣孔阳的超阶級美学观点

一美有沒有阶级性?对这个問題,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义認为在阶級社会里一切的美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級的美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修正主义者却认为美是超阶级的,甚至認为美之所以被称为美,就在于它是超阶級的。在这里,修正主义是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論作了本质的修正,我認为蔣孔阳也正是对馬克思主义作了这样的修正。 蔣孔阳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探討美学问题     

試論洪昇劇作“長生殿”的主題思想

(一) ‘系統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藝術遺產的工作’,目的,‘成为我們文学藝術事業上的重要的任務之一。一切作家、藝術家都必須認真地學習自己民族的藝術遺產,把繼承和發揚民族遺產的優良傳統引爲己任’(周揚)。本着這種精神,今年,作家協會提出紀念‘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和‘長生殿’作者洪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儒林外史’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知識階層的愚昧無知和品質墮落低下的醜恶、空虛的精神面貌,從而,也就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滅亡的必然趨势。它是一部含有深刻諷刺、批判和揭露性的現實主義巨著。‘長生殿’却就不然了。從作家協會提出紀念洪昇之後,截至目前爲止,全國文藝界並沒有對‘長生殿’取得正確,一致的認識。有人把‘長生殿’完全看作是歌頌封建帝王生活、供統治階級玩賞的作品,毫無現實性、人民性可言,因而,認爲提出紀念洪昇是不正確的。有人從資産階級的戀爱至上主義和超階級的‘人性論’的觀點來肯定‘長生殿’,認爲:     

关于黄遵憲的一些问题

讀任訪秋先生“对于王瑤先生‘晚清詩人黄遵憲’一文的意见”(見任訪秋著“中國古典文学研究論集”)一文,对其中一些看法,我不大同意。任先生在分析黄遵憲“階級出身和立場”一段中,認为“黄遵憲是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从他“二十初度”和“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虚”、“喜聞恪靖伯左公至官軍收复嘉应賊尽滅”的詩中所     

有关“長恨歌”思想藝術的几个問題

白居易是我國古代富正义感热爱劳动人民詩人之一,他的詩既注重通俗化,而又富有感染力量。惟研究他集中詩歌,除“諷諭类”的“新乐府”等有所謂“首章标其目,卒章顯其志”。使讀者較易了然外,尽管它里面字句不艰深,不隱僻、而且为大众接受着,歌唱着,但其中心思想,究不能一一从字里行間明確地、全面地为人們所了解。即如当日万人爭唱噪極一时的“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就尚在爭論中:有的認为孷髯l責荒淫誤國,釀乱殃民;有的認为重在歌頌明皇貴妃間坚貞孯坏陌?或則批判为提法矛盾;也有的提到是一个特     

評党晴梵先生“先秦思想史論略”一书

党晴梵先生著“先秦思想史論略”(下簡称“論略”)是1959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在“导言”中表明欢迎讀者的批評,所以我們提出一些讀后的意見,用資商榷。以古文字的考証方法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党先生是古文字学家,在“論略”全書里,用古文字的考証方法来解释事物、制度和哲学名詞的地方,真是触目皆是。我們認为,如果过分运用古文字的考証方法来分析思想史的     

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与杨向奎先生商榷

讀了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楊向奎先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一文以后,得到不少的啓發。但其中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与楊向奎先生商榷,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楊向奎先生說:“现在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社会發展史或者是原始社会史,全说第一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農業部落分化出來,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因而發生了社会第一次分工”,但是楊向奎先生認为:“这种说法,根据恩格斯的著作看來是講不通的。”他說:“‘其余的野蛮人’,也只能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階段(指游牧階段——濤按)的一些部落”“‘没有畜群的部落’不能理解为農業部落,只能說是比游牧更低一级的生產階段,……比游牧更低一級的生產階段也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但他們不可能有‘大規模畜群底形成’。游牧部落是更發达了的畜牧社会,他們和其余部落不同,他們有大量畜群,他們可以拿出多余的資料从事交換,因而他們和其余部落区別开,也就是社会第一     

蘇聯文學的奠基者——高爾基

一高爾基經歷了艱苦多難的光輝的一生,他把他一生的全部藝術創作和活動,都献給了俄國勞苦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高爾基在一八九二年開始寫作,這一年發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瑪加爾·朱德拉’,同時寫了童話詩‘少女與死神’。一九三一年高爾基把‘少女與死神’讀給斯大林,斯大林聽了之後寫道:‘這篇東西比歌德的‘浮士德’更强有力(愛戰勝死)。’——這句話深刻的說明了高爾基早期作品的特質。高爾基開始寫作的時候,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這時俄國已在農奴解放(一八六一)之後三十年,俄國資本主義已經迅速的發展了,並且開始走向帝國主義的道路;資産階級在經濟上實力已壯大起來,大資產階級已日益和沙皇政府勾結而成為俄國的重要統治階級。沙皇政府自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第二被刺死之後,實行更爲兇横的孷平y治。在這種保存着專     

編者的話

本刊十月号所载“‘奴隸社会’是否社会發展必經階段?”一文,立论是有错误的,把它發表,原意是为了展开討論和批評,并已组織了批評文章准备發表。現据苏北师范專科学校來信揭發,該文作者李鸿哲是該校的一个反动右派分子,那他顯然是借着学術討論的幌子,对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發     

國家總路線的根據和意義

早在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级民主革命的時代,馬克思就曾要求以最有力的方式,徹底解决德國资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並準備將革命過渡到更高級的階段。这就是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使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地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列寧在解决俄國一九○五年的资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捍卫與發展了馬克思關於革命發展的论点,有力地駁斥了托洛斯基匪徒們所标榜的‘不斷革命’論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列宁指出,‘我們将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义革命,恰巧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為標準,依照有覺悟的有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为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义革命覀冎鲝埐煌ｎD的革命。’[註一]從列宁的指示里,可以看出,资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级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具有極密切的聯系,资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在前一革命勝利之基礎上,可以不停頓地發     

对李白研究中的几点意見

(一) 关于李白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詩歌是不是歌颂和反映“盛唐气象”的问题,需要我们作進一步的探討。时萌先生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李白的时代背景及其詩篇中的“盛唐气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認为李白的詩篇確是反映了“盛唐气象”,不过不是主流。如果这一論断,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那倒是十分有价值的。时萌先生说:“李白既然面对过繁荣昌盛的盛唐,那末在他的诗篇中,就不会不反映‘盛唐气象’。”(重点为筆者所加) 看來,这种推论有些问题。它缺少必要的正確的前提。根据时萌先生的说法,凡是生活在盛唐的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