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与"大学精神"的培育

大学精神的培育是一个不断发展、认同与创新的过程,当代大学应该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融汇并塑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等先进文化品格的大学精神。当代大学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就是解放思想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既是培育当代大学精神的前提和手段,同时又是目的与归宿。当前,学校应根据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来致力于铸造新的时代精神;用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实践活动来塑造科学精神;以更新思想观念和关注现实问题来培养创新精神;以学术自由和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执行程序来促进大学民主精神;以注重人的发展与完善来弘扬大学的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与民主原则的统一

长期以来科学和民主通常被看作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并无必然的联系.现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揭示出科学与民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以及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等均是与民主的原则一致的,科学精神向思想领域的渗透,促进了社会民主的发展;科学的昌盛、学术的繁荣也需要一个不断改进的民主的社会环境.     

托克维尔民主政治理论中的社区思想视角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阐述的民主政治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有关社区的思想.托克维尔从社区的要素来考察美国民主,特别是从美国社会的"乡镇精神"这种社区意识中寻找美国民主的真谛.托克维尔政治理论的社区思想具有高度的科学预见性、现代社区精神以及市民社会等特征,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华民族思想的复兴

民族的复兴,首先取决于民族思想的复兴,民族思想复兴的关键在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代中国,束缚民族思想的主要因素是封建思想。因此,中华民族思想的复兴必然是反封建的“五四”精神即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时代弘扬     

牟宗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

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阐发,是各个文化流派共同关注的课题,现代新儒家对此也非常关心.活跃在港台的当代新儒家,以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为架构,把民主、科学精神纳入其中以求"返本开新".牟宗三对此有独特的体认,他对重德精神与民主科学精神进行了诠释和阐发.     

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

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是互相促进的 ,然而法治理想的内在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为起点 ,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为条件。为此 ,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又要强化法治理念、培育科学理性精神     

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全球化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树立广义政治观,科学理解政治发展的内涵.积极创新思维方式,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基础.政治改革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出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论托克维尔的民主正义思想

托克维尔是近代系统研究现代民主的第一位政治哲人。他的"民主观"中最深刻的思想之一,是认为民主之所以深入人心,根源于民主自身的正义性质,而非通常认为的民主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民主的这种正义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民主符合人性对平等价值的自然追求、民主使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尊严和高贵、民主为大多数人谋利、民主创造中等的好和善。这正是当代社会人们理直气壮地去坚持和发展民主的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底蕴深厚、意涵丰富、特色鲜明,应当受到今人礼敬。为了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于先秦时代的文化经典,通过文献解读、比较论证和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得民心顺民意,协商举贤以及“谋及庶人”等重要理念和观点,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和实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富含现代民主的养分,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出一条现代民主的道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实际上已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丰厚滋养。研究还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在人类文明史册中独树一帜,当代中国具有民本特色的民主政治实践,包括党的群众路线的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日益完善等,正在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人民民主,即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唐君毅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罪过”

近百年来,中国欲求国家富强与自由、民主、科学而不得,唐君毅认为主要罪过在于承担教育和提倡文化思想之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大精神罪过:一是个人主义与师友之道沦丧,二是对待西学态度之怯弱与卑屈,三是缺乏一纯粹之科学精神。其根源是中国数千年儒学精神的陶养之丧失,因此,恢复儒学之反求诸己的精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互赦免其"精神罪过"之唯一途径。     

和谐思想与当代城市精神文化的建构

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通过追溯和谐思想的历史渊源,分析中西方和谐思想的异同,并分析和谐思想对当代城市精神文化建设的作用。分析认为,和谐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利于形成城市发展理念、塑造城市风格、完善城市制度、提升居民素质等;和谐思想必将极大地促进当代城市精神文化科学、快速、协调发展,建设和谐、多元、自由、独立的公民社会。     

邓小平的民主与法制思想探析

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 ,并在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道路、法制建设的实践方式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认为邓小平的民主与法制思想是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理论基础 ,具有长久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毛泽东早期民主教育思想

毛泽东早期民主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核心内容的关键之一.为了理解毛泽东早期民主思想的发展脉络,把握毛泽东早期民主教育思想的实质,通过分析毛泽东早期民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特点来阐述毛泽东早期民主教育思想,对于推动当代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教学方法意义重大.     

中国大学精神的内涵及其演变

大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积淀、认同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大学精神是在继承古代大学精神的基础上,经过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逐步形成了"德至上"精神、自治精神、自由与兼容精神、爱国精神和民主与科学精神.     

“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五四"精神是以反帝爱国为核心,由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探索与创造精神、奋斗与牺牲精神互相渗透、互相贯通而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距今86年了,但"五四"精神焕发出的时代光彩,对当代青年仍富有教育和启发意义。让"五四"精神发扬光大,是当代青年肩负的使命和应尽的职责。     

民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解读

利普塞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政治发展理论聚焦于民主的社会基础,认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建立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 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价值、认同、合法性基础等社会心理因素,则构成了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通过对民主社会的政治人场域的讨论,利普塞特进一步阐释并建构了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一体平衡的结构,揭示了政治发展和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基础.利普塞特有关稳定民主制的基础条件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科学、民主精神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转型

近代文化的转型有赖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而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科学、民主知识的输入与科学、民主精神的培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科学精神是伴随科学知识谱系的产生与传播而在具有一定科学知识水平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明素养及人格气质。民主精神的产生源于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精神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主要内涵,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真正具有全球化视野与＂现代性＂品质的文化群体。     

浅谈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特色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样,邓小平教育思想也是全面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而且独具特色.我们认为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对五四时期“教育救国”论的重新评价

本文以实事是的态度 ,将“教育救国”论就入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全面审视 ,认为“教育救国”思想与五四精神并行不悖 ,在社会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并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客观地公正地看待 ,而不是用今天的思维和标准去抬高或压低它     

皇权政治下的中外科技交流

中国古代(五四以前)对外的重大科技交流活动,以时间为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虽然各有其特点,但共同反映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对科技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更多的是消极影响,科技交流被深深地打上了皇权的烙印。从对皇权政治下的中外科技交流考察中可以间接地看到:民主和科学不是孪生兄弟,而民主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一个社会总是先有民主精神,再有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在科学的发展上不能把科学当做一个孤立的概念,民主的思想(内含自由)应该成为科学精神中的一部分。这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在科学事业上应该清除官本位思想的支配,清除对所谓“科学权威”的崇拜,树立健康的科学精神,从而建立健康的科学发展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