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网络的权力与权力的网络:论网络平台的权力生产

网络平台链接了现代社会主要的行动者,并集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超级媒介,对权力生产与社会权力格局造成深刻影响。基于对数字网络进行塑造和控制的丰富方式,平台掌握了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控制权、网络建构权等四种权力形式。为了在更广泛的数字网络中连接个人、组织、资源和思想,网络平台通过纵向发展,强化了内容控制力、数据掌控力、市场支配力;通过横向发展,强化了对各类资源、资本的组织力与整合力;通过多元发展,强化了行为规范力与认知影响力,从而建构出立体化的权力网络。平台权力在技术性权力、组织性权力与认知性权力等属性上,具有传统媒介权力的特征,但也表现出网络性、智能性与超国家性等新型属性特征。网络平台拥有的权力源于其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是基础设施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基础设施化必然产生的结果。     

型构、集群与ANT：媒介化研究的过程转向与本体论重构——关于联结的概念史

随着媒介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关注“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媒介化学派愈发成为炙手可热的学术焦点。经历了概念适用性与操作性的持续争鸣,媒介化理论也在不同定义、层次与脉络的交光互影中延展出范式转变的可能。纵观国内对媒介化理论的译介与探索,多聚焦于传播学科内的理论对话与谱系梳理,缺乏对媒介化背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进一步思考。本文从媒介化研究的学理出发,援引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ANT）与德勒兹等人的集群理论,梳理媒介化的范式转向及其背后更为庞大的学术脉络。同时,关注“媒介化理论—行动者网络—集群”的理论交汇如何为“过程导向的本体论”铺平道路,以及这种转向在路径、方法与理论层面给媒介研究带来的新联结与新想象。     

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综述

作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网络传播研究在2006年继续拓展、深化。研究者针对网络媒介的基本属性、网络与社会文化发展、网络传播对传统传播理论的冲击、网络舆论与网络语言、网络伦理与法规、网络管理、网络与传统媒介关系、以博客为代表的新的网络应用类型等理论问题,重点展开了讨论;在关于网络实务的研究中,网络新闻、网络广告以及一些新技术在网络中的运用是研究重点;对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的网络"恶搞"成为2006年倍受关注的个案研究。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试图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理解个体动机、目的与兴趣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目前,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中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基于长期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思考,完成了<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著作,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这一研究方法提供的是一种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概念以及方法论框架.     

嵌入性与中国社会的伦理场域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种界定与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与界定既是对传统中国的反思,又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现代深深地嵌入在传统之中,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和支配。伦理场域是中国人开展社会行动的依托,行动者在伦理场域中占有位置、施展策略、获取资源。因此,伦理场域是理解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关键。     

转型中国多元利益主体的媒介表达

本文以转型社会作为理论视角、以利益群体作为分析模式,对经历着结构性转变的当代中国在媒介话语资源的再分配上进行了大胆的理论预想与宏观的现状分析.文章指出,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以及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是造成媒介表达失衡的根源,利益博弈的现实法则也同样折射于媒介表达的现状.然而,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实践逻辑与伦理要求决定了媒介表达还须承担起利益制衡的使命,在追求社会和谐与社会公正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一种渠道还是作为一种机制,媒介表达必须遵守其应有的原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主流媒体网络流行语的合理使用

解读传统主流媒体的网络流行语使用,既要在索绪尔的词汇域和句法规则中寻找网络流行语的语义信息,又要在语言交换市场中解码网络流行语作为权力和权威的符号。传统主流媒体使用网络流行语并不意味着网络流行语的收编与消亡,而是不同行动者在语言交换市场中协商网络流行语流通的价格,在既合作又对抗的斗争中争取市场支配地位。     

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现状、应用困境与可计算探索

人工智能伦理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对人工智能伦理必要性的讨论,发展到对人工智能伦理基础理论、重要问题,以及伦理框架、原则和相关政策的研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伦理研究已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即通过一种"可计算的伦理"来打通伦理原则与技术实现之间的鸿沟。面对伦理原则技术落地中的困境,从"软"机制到"硬"机制的转变已初现端倪,已有的探索包括人工智能伦理实验、伦理即服务(EaaS)等,相关研究都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但实践中的效果有待观察。人工智能伦理是一项集成多种技术指标、协调多种利益诉求的活动行为,包含人类行动者、人工行动者和人机协同行动者,处在一种复杂社会系统中,计算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信念体系的认知平衡机制可为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落地提供一种技术路径。     

血亲价值观及中国老年人对非正式支持资源的选择研究

非正式支持是解决老年人问题的重要方式和资源.中国老年人在选择非正式支持资源时会受到血亲价值观的影响,在总体上表现出网络中的血亲核心性、心理中的血缘偏执性、关系中的血缘扩展性、目标中的需求综合性和交往中的伦理交换性等特点;而在具体实践上则形成了两类资源、区别性功能、递降式选择的基本模式以及不断分割非正式支持资源网络的文化特征.这种选择模式和文化特征既有利于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非正式支持资源,也限制了老年人对非正式支持资源的充分利用.     

新闻职业伦理视野中的“车马费”探析

作为媒体业潜规则的“车马费”,本质是记者对自己所掌控的话语权资源进行的一种利益交换。这种话语资源并非私人资源,资源交换所获取的利益,事实上却成为一种私人利益。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看,“车马费”的收受,就是一种将公共资源化为私人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消耗和公共利益的损失———即新闻中公正立场和真实性价值的消解。因此,必须重建职业伦理规范,通过媒体与记者的双重自律以及社会系统的多重制衡机制,解决这种群体性的职业失范问题。     

灾难性新闻采访的伦理原则与制度框架构建

采访伦理是新闻伦理的一个重要分支,而新闻伦理又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汶川大地震期间,灾难性新闻采访遭遇的伦理诘难,暴露出先前对灾难性新闻采访伦理问题的关注不够.灾难性新闻采访伦理的内涵和本质,以及伦理总原则和子原则,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只有在厘清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构建灾难性新闻采访伦理制度的框架才成为可能.     

网络文艺领域网暴治理的传播伦理策略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网络文艺评论中的网络暴力事件已然成类出现。无论是从现实世界的典型现象还是就其表现出来的关键特征看,生成性媒介环境都是网络文艺评论的总体环境。生成性媒介生态环境凝聚“媒介动能”,重塑文艺评论的“物质性”能量场。文艺领域之所以频繁发生网络暴力,主要是过于偏信“媒介生长论”的价值取向,同时却又在根本上忽略了巴洛克式的“褶皱”场景本来就是网络暴力的温床。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开展网络文艺评论暴力治理,主要的伦理策略包括：重塑社交健康的自我伦理,超越联结和断联的复杂性伦理,强化“趋势结果”——突显事件伦理,凭借“宏大叙事”增强文艺评论厚度。     

特约作者

刘海明,1967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现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传媒伦理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广播电视学专业负责人、融媒体实验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传媒研究院学术顾问、楚天网络评论研究院专家顾问。     

全媒时代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现状与重塑

公信力是大众媒介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下我国大众媒介在发展中存在虚假新闻泛滥、有偿新闻屡禁不止、新闻报道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导致媒介公信力渐渐下滑.大众媒介公信力应通过加强新闻法制建设、健全相关监督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树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观等路径加以重塑.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闻执政”模式研究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新闻执政”媒介,已经参与到政府的“新闻执政”战略中,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绩效.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推动了网络技术在我国“新闻执政”领域的应用,当前,应当在吸取国外利用网络进行“新闻执政”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舆论引导模式、危机传播模式、舆情监管模式、政府公关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推进新时代的“新闻执政”工作.     

新媒体伦理缺失及其体系构建

新媒体的诞生和快速发展,使现代媒介传播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媒体导致的伦理问题也纷至沓来.新媒体的伦理缺失对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给媒介伦理带来了新的挑战.针对新媒体的伦理缺失成因进行探析,从新媒体特征、媒介把关力、新媒体道德体系等角度入手,提出了在新媒介的伦理建设中,应着重培养和强化媒介行业的专业理念和道德意识,完善新媒介的伦理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新媒介的行业自律及新媒介法制建设.     

网络互动新闻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化的基本原则

网络互动新闻是指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基础,以网络媒体交互平台为依托,以新闻传受双方及受众之间的网际互动所产生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新闻传播形态.它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介新闻的诸多特征.实现网络互动新闻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化应当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疏导与规范相结合、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以及教育引导的综合性原则.     

论新闻伦理对新闻活动的制约

新闻伦理是业内适应新闻活动特点而形成的要求自己"应当如何"的自律规范,及公众认为该业在新闻活动中"应当如何"的观念和舆论约束.新闻工作者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同与受众、有关当事人、竞争对手的关系失衡有关.因此,必须力戒违背新闻伦理的行为,努力做到:将新闻伦理规范内化成从业者的精神品质;既有关于新闻伦理的原则性规约,又根据新闻活动的要求将有关规约具体化;形成有利于媒体坚守新闻伦理的社会氛围,实施有效的媒体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