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远到释空——魏晋玄学流向初探

魏晋玄学从魏正始年间兴起,发展到西晋郭象的时代达到顶峰,此后,虽然那“煽于海内”的玄远清谈之风在东晋文人学者中仍竞相唱和,伹玄学的理论探索已走向下坡。与此蔚为对照,原来依附于道家学说乃至儒学的佛学思潮,则在东晋知识分子中逐渐流行起来,逃往江南的门阀士族、名士僧人一时间“竞读佛经”,借佛理释玄学,援玄学入佛学,玄学的衰落与佛学的兴盛成为思想界无可扭转的趋势。从玄远向释空的转换与发展,成为魏晋玄学在东晋时期的基本趋向。认真析理这一过程的由来与嬗变,对于总结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与经验教训,研究不同文化系统的渗透与融合,都是颇有意义的。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亦反映了东晋初期士族文化及玄学思想的变化     

晋元帝永昌改元事考

东晋太兴四年末,晋元帝因皇孙司马衍的出生,改年号为“永昌”,这是晋元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晋室南渡之后,江东政权主要操纵于门阀大族之手,晋元帝通过刘隗、刁协等人推行了一系列尊君明法的举措,但这加剧了东晋初年政治中皇权与门阀之间、南北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引起了南北士族的不满。永昌改元这一举动,表达出晋元帝树立君主权威、突破门阀政治格局以及试图取得东晋政治主导权的意愿,但触及了门阀士族的底线,成为引发王敦之乱的导火索。     

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的主要思想文化存在有三方面：一是汉末魏晋以来君臣关系危机与“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人们心中的君臣伦理观念;二是玄学的推进及其“君主无为”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三是佛教“空无”哲学及其“出世”观对东晋君臣的影响。     

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

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经历了一个由不断衰落直至衰亡的历史发展过程。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特权的丧失,衰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优势的丧失。大兴科举,发展学校教育,是导致门阀士族文化优势丧失的基本原因。     

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诗风的“玄言”化

东晋“玄言”诗风兴盛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然一种诗风的出现肯定有其独特的质素所在。玄学之所以在东晋之时对诗歌施以重大影响,则由于在东晋门阀政治下,哲学意义上的玄学转化为政治话语,此亦是玄言诗潮绵延百年的重要因素。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玄学不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

<正> 以前,人们总认为魏晋玄学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魏晋玄学虽说是士族哲学,但并不是士族的官方哲学。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有派別之分。从身世上讲,一部分士族是由汉代的豪强地主、高级官员、儒门大族演化来的,这部分人名望高贵,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势力。一部分人则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在汉末的大动乱中,靠着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逐渐升发起来的。从思想上讲,前一部分人是世代儒学,具有家学渊源,自幼习礼读经,对儒家名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后一部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李培芬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治的显著特点。王导、庚亮、谢安、桓温等代表的南渡中原士族大家族相继或交替把持中央大权，与东晋政治生活相始终，使当地的吴姓士族集团不免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他们仍给东晋政治的发展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公元３００年，赵...     

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

考察门阀士族从兴起、鼎盛到衰亡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朝刘宋这个时局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古政治史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期左右江南政局的门阀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本文从考察在门阀政治中扮演主角的门阀士族命运的演变入手,力图揭示这一时期门阀士族从政治中心到边缘的诸多问题,以此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史中门阀制度是如何由盛而衰的这个热门课题。一东晋末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尖锐激化,以刘裕为代表的在动乱中发展了实力的寒人集团乘机而起,最终代晋建宋。披阅史籍,我发现这一历史事变居然在即将被改…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论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奢侈纵欲的社会根源

一、门阀士族富贵“非轨道之所得”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伐土族统治的时代，门阀土族给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研究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必须对门阀士族的阶级特性及其统治有一个深切的了解。门阀土族是一个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后，在门阀士族的操纵下．按照这个集团的利益演变，对才德越来越忽视，对出身越来越看重，到西晋初年，家世成了唯一的标准，官品成了一种世袭特权。九品又分出高品和卑品，二品以上为高品，三品以下为卑品。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的局面．一般情况…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陶渊明彭泽辞官别解

陶渊明在彭泽令上决然的辞官行为,既不仅是因为不堪吏职,也不仅是久有归隐之志等,关键还是他的门阀观念受到了刺激。陶渊明有着作为士族大户的身份优越感,束带见乡里小人督邮,对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侮辱。彭泽辞官其实是陶渊明在晋宋之际门阀士族地位剧变文化语境下一个必然的抉择。     

论十六国时期之玄学清谈及其相关文化风尚

十六国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断绝,当时先后立国于关中的前秦、后秦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其人物不仅习儒,而且学玄,其言谈、容止等颇为玄化,以致苻秦氏子弟流落东晋,其气质、风采不让江东士族名士;后秦统治者倡导玄佛融通,不仅产生了一些具有玄学色彩的佛学论著,而且其南播后深刻地影响到南朝学风.此外,自西晋末以来,河西地区较为稳定,成为中原士人的避难之地,也将玄学风尚传播到河西,并得以保存和延续,对此后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     

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垄断史学,所以那时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乃是门阀士族的史学。谱系之书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晋南北朝的谱系之书,主要包括家谱、姓氏学和谱学专著三个部分。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交际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 ,重交际、重应酬蔚为社会时尚。人际交往活动的主角 ,主要是门阀士族和一般士人。门阀交际以维护家族利益为核心 ,士人则以结交权门、广邀声名作为进身之基。由于受到魏晋以来玄学思潮等因素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交际活动 ,还呈现出游权门、重等级、广交友、尚名声、爱嘲谑等时代特色     

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出台的一系列特权法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出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内在关系,明确指出:士族门阀制度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魏晋时期的特权法在士族门阀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世说新语>看维摩在家居士观念的影响

东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体现了“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价值趋向,而《维摩诘经》 中倡导在现实世界寻找佛国净土,鼓励在家居士的思想,正是迎合了东晋士族文人的这一普遍心态。无 论是张湛的“至虚”学说,还是《世说新语》中东晋士人的双重人生态度,都可以视为维摩在家居士思想的 诠释。     

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