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

生产率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生产率除了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有密切联系外,还与企业的管理模式存在关系.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作为家族管理的替代变量,建立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函数,以2002年～2006年沪深两市制造行业的283家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生产率的角度检验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家族上市企业全样本中,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丰的负向作用在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子样本中更明显,家族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越高,企业生产率越低.     

人物

郑明明之女出任家族公司老总//万明坚将卸去TCL移动总经理一职     

历史剧与国民性

一直以来，一些以王朝、家族生活为背景，将王朝、家族内部的各种关系、体制、秩序，不厌其烦地加以铺陈、展现、解说的电视连续剧，都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成为“眼球经济”中时尚的话题了。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最终控制者可以追溯到家族或自然人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广义家族上市公司区分为真正或狭义家族上市公司(FB)和自然人上市公司(PB)两类,从家族所有、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三个维度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家族治理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但家族所有、控制、管理三个维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家族治理的绩效最终取决于不同维度之间的组合。鉴于不同类型家族上市公司的主要回归结果皆不相同,本文认为家族企业的不同界定标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     

股权制衡视角下的家族控制权结构演变研究

采用2008～2019年的家族上市公司样本,基于家族控制权模型,探讨股权分散时代股权制衡如何影响家族控制权结构。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越高,控制家族在股权层面的超额控制越弱,而在董事会层面的超额控制增强,总的家族超额控制权扩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制衡对家族超额董事委派的促进作用在存在股权威胁、无代际传承需求以及家族成员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更加明显。在关联方交易上,董事会超额控制对股权层面超额控制形成协同,对股权制衡形成对抗。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家族性、社会认知与家族创业行为

与非家族性企业创建过程不同,家族性是家族创业行为所独有的特性.具有亲情或血缘关系的家族创业者之间强调奉献和关爱的利他行为,形成家族创业行为的集体性创业智慧即家族性社会认知.本文通过对思凡公司12年的创业历程分析发现,家族性能形成具有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家族性社会认知,而创业行动可以增强家族性社会认知能力;由家族性产生的集体性社会认知有利于家族创业机会识别和把握、资源能力改进和创业组织形式动态演变.研究表明,以不断提高的家族性社会认知为驱动力,组织认知模式和创业行动路径选择之间互动形成了家族企业创业活动演进过程.     

家族、党支部与村委会互动的政治分析

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传统的家族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形态,是包含了家族的集体经济、权力组织、宗法制度及文化道德约束在内的民间社会。现在,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家族已被国家现代化车轮碾碎了。然而,80年代以来涌现的家族复兴,使得飘零了的家族文化仿佛招魂式地呼之欲出。     

秘书要念好“一字经”

“一”除表示数量外，还有着广泛的内涵。万事开头难。万事守—难。笔者认为，“一”对于秘书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秘书要从平时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强素质、正形象、摒陋习，念好“一字经”。     

家族权力成本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影响

以香港利丰集团的百年家族治理历程为案例,根据扎根理论方法,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家族权力成本的决定作用。研究提出,家族权力成本由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和家族权力使用成本构成。前者是权力配置造成的、不能通过交易行为和家族规则消除的交易成本,包括专用锁定成本、私人信息成本、规则破坏成本和权力动机系数等;后者则体现为家族权力行使中发生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等。案例分析归纳出影响家族权力成本的因素,包括家族人力资本、家族社会资本和家族物质资本3个维度。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探索创业家族的成长之路——第三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文从创业家族的成长发展的角度综述2007年11月在浙江杭州-慈溪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家族企业往往起源于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创业活动,成功的家族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为创业家族,探索中外创业家族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事实,其中包括家庭—家族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在家族企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家族企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转型,家族企业向创业家族转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学习等。迄今为止,中国家族企业成长依然是一个尚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     

家族公司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机制优化

家族公司是一种风靡世界各地的企业组织形式,世界范围80%以上的公司属于家族公司.以家族公司存在的经济理性及一般缺陷为基点,详细分析了家族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指出提高家族公司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治理机制的优化,进而对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财务舞弊、家族控制与上市公司高管更替

文章选取2004年至2011年家族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以外聘职业经理CEO为基准,比较分析公司财务舞弊发生后家族CEO更换情况,检验家族CEO更换是否具有明显的壕沟效应,力图找到影响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家族CEO舞弊后更换比例显著高于职业经理CEO;并且,我国家族公司也没有采用为保留家族CEO而更换公司CFO的"替罪羊策略"。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多数家族CEO兼任董事长,两职兼任的家族CEO在财务舞弊后的更换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CEO。这表明在牢固掌控公司控制权的前提下,舞弊后更换家族CEO实际上是我国家族公司应对外界监管和市场压力的权宜之计,是另类"替罪羊策略"的表现。文章最后指出控制权过于集中是造成家族企业财务舞弊盛行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家族控制、企业目标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来自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不同的控制权偏好与多元化企业目标间的关系及其对家族企业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是实现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家族目标)的基础,对实现以企业增长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增长目标)无显著的影响;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利润积累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对银行贷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权融资却呈现显著的"U型"和负向影响;家族目标对亲友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增长目标对股权融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家族企业融资模式形成及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高层管理团队中家族权威与创新能力研究:以家族上市公司为视角

基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高层管理团队中家族权威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环境对家族权威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家族权威与家族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且稳健的倒U型关系,过于强化或弱化家族成员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权威都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创新。此外,家族权威的这种作用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在动荡的经营环境下强调家族权威具有更显著的消极作用;在经营规模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强调家族权威更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育。     

浅议家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影响

家族由其血缘系统的天然存在所维系在我国从古至今一直从未灭失,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是发挥着其有力的纽带和约束作用。80年代后,我国一些农村的家族活动有复兴之势,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乡村治理的顺畅家族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呢？本文将对转型期家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进行解读和剖析,从而试图为有效引导家族势力为乡村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提供突破口。     

家族控制、经济期望与企业绿色责任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家族企业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吗?这种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会否因为经济期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聚焦上述两个问题，利用2010年～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得到如下发现：第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包括家族所有权控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以及家族控制时间)越强，则越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意愿(包括家族命名和家族传承意愿)也影响到家族企业绿色责任的履行，尤其是当家族企业有较强的传承意愿时，其履行绿色责任的动力会更强.第二，企业的经济期望在家族控制与企业绿色责任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顺差的状态时，家族控制能力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强化，家族传承意愿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也会有所强化；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落差的状态时，其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股利决策研究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即经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性家族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我们对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并不是为了解决经理滥用自由现金流的风险,而是和控制性家族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当其拥有现金流量权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分发较高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也越强;同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或分配较低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越弱。实证研究还发现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利用股利决策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控以达到监管层关于再融资的要求。     

家族在汶川地震中的自救功能:思考与探索——基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当今家族整合功能的调查研究

家族的自救功能对于抗震救灾极其重要。本研究通过随机抽取四川、陕西两省部分地区的居民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利用SPSS软件对抽样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考察了当今家族在汶川地震中发挥自救功能的情况。家族的自救对于灾民是最主要的救助方式,自救的形式除了物质上的帮助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慰问和疏导。家族在抗震救灾中的自救功能对于其成员、政府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