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儒道思想

陶渊明是魏晋时代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文以充实的内容和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拨开了那一个时代玄学笼罩的迷雾,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新风尚。从他的诗文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为追美完美人格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诗文还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儒道思想碰撞的特点,体现出儒道互补的文化哲学精神     

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论儒道互通的思想预设

儒道互补是学界较为认可的关于儒道关系的概括,但是儒道之间思想预设的互通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儒道双方的核心词语＂道＂、＂中＂、＂自然＂概念的表述深处有着双方都可以认同的解释。     

试论《人物志》中的儒道名法兼综思想

刘劭的《人物志》内容兼综儒道名法各家思想,博采众长。《人物志》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流,对道家思想则采取了援道入儒的方法,为此后的玄学家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针对当时名实不符的情况,刘劭在《人物志》中引入名家思想,具体而详尽地厘定了名实问题,并借助法家思想使《人物志》得以升华和深化。     

儒道禅思想在审美人格中的融通

中国传统的儒道禅思想对理想人格的表述虽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审美角度而言却达到了内在的融合与统一,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这种融通所作的科学阐析将有利于我们对这三种思想求同存异,扬长避短,从而引导中国传统的审美人格在新时代的重建与回归。     

试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刻苦攻读和实地调查 ,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黄老之学、儒家思想以及楚、齐等区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奠定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风格典范。而他通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 ,不仅是这一风格典范的代表 ,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史记》思想体系的内涵     

试论赵秉文的修身思想

赵秉文主张存理去欲,舍身取义,以实现自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同时受佛老思想影响,不恋生,不畏死,用佛老的出世思想来排遣忧愁,这种复杂的修身思想是符合金朝时代趋势的。     

略论儒道两家的隐逸观

虽然儒道两家同时开启了中国隐逸思想的端绪,但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对儒家而言,隐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时而动的权变,此乃儒家的实践理性在遭遇挫折后表现出的世俗化的成熟。隐逸与道家尤其与庄子的渊源更深,但庄子的隐逸是近乎"涅"的"美丽的死亡",因此,固然不乏诗意,但却远不如儒家富有操作性。这种非人间性格偏离了大众的普遍人格,故只能作为道德的至高点,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人生的彼岸。     

司马迁与西汉礼治思想

西汉是昌明礼治的时代,叔孙通始发汉礼仪之嚆矢,经陆贾、贾谊等人的推明,礼遂成为西汉治国方略.到汉武帝一朝,经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倡导,西汉礼治则完全地移到了儒学的立场.司马迁的礼学观得力于孔子,在明<春秋>大义方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史记>体现了司马迁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五体排列的深层机制隐含着司马迁礼治思想的表达.     

论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思想

司马迁继承重人哲学思潮和重人审美趣味之文化精神,其文学创作思想突出人的主体性,强调文学创作的创造性质,揭示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重视文学创作的人物塑造,完成了文学向人学的历史进步,真正揭开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大幕。     

《淮南子》文艺观的儒道混融分析

《淮南子》文艺思想的出现,在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着重强调了道家的文艺思想,并融合了儒道的文艺观,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在文质、形神、言意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司马迁经济思想述论

司马迁的经济观内容丰富，见识卓绝，自成一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和超前性。这些先进的经济理论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产生的土壤和环境，但在当时明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为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所不相容，故未能在封建社会中成功地付诸实施和继续发展。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试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经济史传 ,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超出前人 ,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表现在 :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同情被压迫人民 ,揭露统治者的假清高 ;指出经济是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 ,从经济角度分析经济对国家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决定作用 ;指出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 ,具有明显的反天命意义 ;指出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思想面貌 ,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 ;重视工商业 ,反对重本抑末 ,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地位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司马迁诗乐思想发微

《史记.乐书》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诗乐思想,司马迁汲取并实践了先儒的思想,他的诗乐思想除了主要保存在《史记.乐书》中之外,还反映在他对“诗”的引用和评论方面。他认为“乐自内出”是诗乐的发生过程,“诗以达意”是诗歌的本质,并且通过诗乐表现、情感浸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这些思想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