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道义基础及其危机

美国霸权的道义基础根植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确立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理念。美国不但认为自己是一个能保护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最好的民主政府 ,以自己的民主自由政体为荣 ,是文明社会的楷模 ,而且还要将之推广到世界各地。但是 ,美国霸权的道义基础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怀疑 ,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一 ,对外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局限性。其二 ,一味推行世界单极化、“美国化”引起非西方世界的强烈不满。其三 ,冷战后美国霸权中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感     

自由国际主义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自由国际主义是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一种意识形态、国际秩序主张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不同时期,自由国际主义及其各项分支流派和理论,例如温和派和激进派,通过"旋转门"机制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纲领和议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自由国际主义始终有着两面性,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共识与分歧,以及扩张和参与两种政策孰重孰轻.     

公众外交：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美国公众外交是指美国政府针对其他国家民众采取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美国的公众外交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对外宣传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目的在于赢得外国民众对美国的支持;二是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实质上是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美国公众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当代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战略及其实质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就着手制定了以促进世界向“民主”方向发展、确立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地位为主旨的对外文化战略。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美国政府以对外输出美国文化价值观和大众文化产品为主要形式,积极推进其对外文化战略。表面看来,美国对外文化战略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思想、社会个人的理性选择等内容,符合人类普遍追求的某些基本价值,美国在推行其对外战略时往往也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的,但实质上,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是为其整体对外战略———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美国一统天下的全球霸权———服务的,文化只是其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之一。     

自由国际主义3.0与美国的软实力建构

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美国主要依靠自身实力来实现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其民主价值理念的宣扬和灌输来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占主导地位,基于此,美国主要将在软实力方面持续发力,这与自由国际主义3.0相契合,通过建构自身软实力,以巩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延续所谓的“美国世纪”,但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美国软实力的建构同样存在困境。     

新时代中国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构建逻辑与现实面向

国际话语权博弈是赢得人心、影响世界之争。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自我解构、新媒体的急速变革,以及中国人全球观的嬗变、知识生产的创新、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都为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对外话语融通体系的构建逻辑是以顶层逻辑为指引、底层逻辑为实践路径,通过事实逻辑、情感逻辑实现“共情”传播。该体系以开放包容、平等理性、求同存异的态度看待多元文化,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融合”而非“分裂”、“多元互补”而非“彼此博弈”的共赢话语模式。加强顶层设计与国家战略叙事、夯实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构建多层次对外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叙事能力、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创新传播平台和传播形态,是构建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主要路径。我们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打造“以我为主”的对外融通话语体系。     

论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对外政策主导权

美国宪法基于分权制衡的原则将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分别授予了国会和总统,因此,国会和总统对于对外政策主导权的争夺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分为危机型政策、结构型政策和战略型政策三种。在前两种政策类型中,总统和国会分别拥有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在战略型政策中,国会和总统平分秋色,共同享有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在可预见的将来,总统和国会对于对外决策权的争夺还将持续。     

按照自身的意愿塑造世界——从普林斯顿计划看美国对外政策可能的调整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应对接踵而至的威胁与挑战的同时,其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下滑。普林斯顿计划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对外政策中存在的症结提出了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构建“法治下的自由世界”,设想打造“民主同盟”,推进联合国的改革,促进国际合作,合法而合理地使用武力,共同消除威胁美国安全的七大威胁和挑战,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的国际秩序”。     

论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

国家利益历来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巴尔干战略也不例外。战略上,它是丘吉尔力主的地中海战略的逻辑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它是英国传统国家利益的逻辑延伸:它不是为冷战而设计的,一切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准则是其产生的现实原因。     

实用主义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作为“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是美国政府制定各项对外政策的哲学指导思想。从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和全面参与,到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都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美国的行动选择。实用主义的效用原则和政策行为的相对主义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     

混沌中的秩序:人际冲突视域下的教师合作

校本教研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要的驱动力。学校积极构建校本教研制度,聚焦于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校本教研以政府政策文件为导向,处于学校领导和专家的干预下,具有专业协作和评价考核的双重定位。校本教研实践采取冲突规避态度,受制于权力和人情关系,教师能动性受到制约。建立自然合作形态下的校本教研,需要打破权力和文化对教师的束缚,给争议以存在空间,将冲突转化为建设性争议。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性,形成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美国例外的思想使美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赋予美国外交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例外论隐含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和伪善也刺激了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在导致其外交屡屡失败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案例研究

后冷战时期,随着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和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相对转移,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程度有所增强。20世纪后期,利益集团在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角逐,支持无条件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集团游说取得了明显成效,表明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试析宗教文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作为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国内的宗教色彩却是十分浓厚的,宗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和深远的影响力,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对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决策也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纷纭复杂的外交问题如果以国家利益为焦点便可以理得有条有理,只有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才能解释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本文通过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厘定,分析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确立依据,阐述国家利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政府如何利用“Rogue State”语义效应调控其对外政策

大量事实证明：在传统国家实力的支撑下,“Rogue State”这一词语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产生了十分特殊的语义效应,美国政府利用该词的语义功能,在对外政策中充分地发挥了对外政策工具的效用,如给一些国家带上“Rogue State”的帽子,在国内以争取民众对政府政策更多的支持,在国际上则作为谈判的砝码或作为制裁甚至是发动战争的借口。     

美国社会科学与布什主义

体现布什外交思想和大战略的“布什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外政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而且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就是,布什主义究竟是美国外交思想的一场革命,还是美国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显现了“布什主义”所具有的重要的社会和学术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使命观及利益观。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意识形态渊源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传统,理想主义理念作为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符号”和表征,备受历任美国总统和外交决策者的垂青。尽管美国外交披着华美的道德理想主义外衣,但却难掩其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利己本质。     

从国际主义到孤立主义的“回撤”——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政策探析

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国际主义“回撤”，对欧洲政策“回归”孤立主义。美国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综合国力与当时世界力量的中心欧洲相比还不占据优势，致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实现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意图。美国在与欧洲“脱钩”的同时，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中实施关税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对欧洲经济的依赖性促使美国以非官方的、经济外交的方式介入与美国利益攸关的欧洲事务。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不仅损害了国际经贸关系，也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探讨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对于理解二战后全面走向国际主义的美国其对外政策中屡屡出现的“回撤”现象，即出现孤立主义的变种，诸如单干主义、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战略收缩乃至当今的“退群”“脱钩”行为与论调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