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论两千余年来屈原形象的历史演变──兼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内涵

在汉代,屈原身上最显著的“怨怼”、“忠贞”这两种精神被发现,之后,又以文章英杰、辞赋宗祖的身份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从宋到清,屈原由“怨怼”所生发出来的反抗精神被清洗干净,而变成了千古忠君第一人,从而完成了封建时代对原原的塑造。现当代,屈原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又否定、再肯定的过程,最终以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被当代文化所接纳。     

心灵的征途——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乡愁

德国诗人诺瓦利兹曾说过,哲学就是带着淡淡的乡愁寻找家园。其实,无论是“荷马史诗”之《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十年的辛酸返乡记,还是唐诗宋词中令人魂牵梦萦的思乡情,“乡愁”一直是人类文学亘古不变的母题。人类一直都在寻找归乡的旅途中,余光中更是孜孜不倦地前行在归乡的路上。对于“乡愁诗人”的称号,余光中早已厌倦,他早就呼吁大家对”乡愁”进行解构,由这一角度出发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剖析,力图阐释余光中诗歌的“乡愁”意蕴。     

屈原的早期任职与《大招》之作

本文指出，屈氏是完完全全没落的贵族，屈原生于郢都，随着父亲的职务变动而迁往原野，长大成人。屈原在35岁担任左徒之前，必然任过较小的官职，应是在楚兰合作文学典籍的侍臣，与怀王关系密切，深受信任。屈原在兰台之宫一段时间的作品，已无从考稽。从有关记载和作品内容分析，《大招》应是屈原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因此，文章得出“《大招》为屈原在二十五岁任职兰台之宫时招楚威王魂所作，时在前329年”的结论。     

论屈原与柳宗元的精神契合

柳宗元创作“深得骚学”不仅表现在形式上的模仿、语言上的袭用，更其本质的．是他对屈赋的精神材质的敏锐的握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彻底的怀疑精神；二，对儒家观念的异端倾向；三，南北文学精神的融合。     

《楚辞补注》对屈原形象的重新确立

<楚辞补注>中的屈原,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国"精神,也有儒家推崇的坚贞节操,而在对节操的坚持中又体现出其个体的独立人格.这是洪兴祖注释出的屈原新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体现着宋代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洪兴祖个人的精神风貌.     

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

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及乐民所乐、忧民所忧的旷达情怀在苏文中的体现。从他们师生指斥时弊的政论文及描写山川、清风、明月的文赋,可见师承关系的继承与传递     

论屈原对陆游的影响--屈原精神与浙东文化传统研究之二

屈原对陆游思想上的影响,主要在于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及爱国者的为人品格.屈原和陆游,两人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完全一致,有着传承关系;屈原有"美政"理想,陆游也根据当时社会时势提出"美政"理想,其中的很多思想、精神一脉传承;陆游为实现"美政"理想,如同屈原一样,也作了终生的不懈追求,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高尚人格.屈原在诗作中以真挚高尚的情感抒写出"真我"、"真生活"的精神和淋漓尽致地揭露、抨击时弊的精神,对陆游也有直接影响,陆游进而提出"诗家三昧"的概念和"诗外功夫"、"经世致用"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对当时、后世的诗文创作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作用.     

论元曲家对屈原的评价

随着传统信仰的失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元曲家对封建政治的价值普遍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又促进了“避世”思想的膨胀,成为中国避世哲学的和声,并在元散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貌似游戏文字的散曲,能更自然地流露在传统诗词里不易流露的真情,发泄内心的牢骚。基于上述原因,元曲家对屈原的忠君爱国、清廉、独醒等为历代文人所推崇的传统美德进行了重新评价,将其作为对立面予以了彻底的否定。     

论朱熹对苏轼散文的批评

苏轼散文在南宋风行天下的同时,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性,受到诸多非议。其中,朱熹对其批评最为严厉,其对于苏文的负面看法从文章之道到创作技法的非议无不涉及,几乎可以视为苏文非议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出自于朱熹对当时崇苏热以及苏文大盛等社会现实的担忧,而在对苏文严厉批评的表象之下,理学实际上已经开始与苏学合流。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屈原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屈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是中华民族孕育出来的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他的艺术创新为民族文化创作的个性化开辟了道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代代相继的文化革新提供了启示;他的心理情感普遍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特质。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湘娥即屈原 屈原即少陵

屈原作《湘夫人》抒发约黄昏而不见之哀怨，托二妃神话以寄犹冀一遇之意。杜甫步尘屈原，作《湘夫人祠》抒发湘妃祠破败荒凉之慨，借苍梧遗十艮以寓眷恋不忘之意。时代变迁，湘夫人祠庙貌沧桑冷寂，杜甫落魄楚地，谒祠凭吊屈原和湘夫人。其《湘夫人祠》犹近体中《湘夫人》。屈原与杜甫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在一起，两个冤魂，抒同一情怀，悲凉之身，沉同一条江。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乃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磊，这是因为他们从湘妃苍梧遗恨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湘娥即屈原，屈原即少陵。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高扬屈原应成为湖南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

屈原留给了湖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高扬屈原有利于提升湖南人的精神境界,有利于增加湖南全面发展的软实力,有利于提升湖南文化产业的持久竞争力,有利于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区域性发展,对于湖南文化强省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我们率先启动汨罗这一屈原文化光核地的保护与开发,省政府组织在屈子祠公祭屈原,加大中国汨罗江屈子文化园建设力度,组建湖南汨罗江屈子祠基金会,那么,湖南的文化强省战略必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     

纪念屈原诞辰2350周年汨罗高峰论坛综述

纪念屈原诞辰2350周年汨罗高峰论坛,有来自全国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五十余篇。专家们围绕屈原与汨罗、屈原与和谐社会建设、屈子文化园的规划、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屈原对昆仑神境的构建

屈原有很深的昆仑情结,其神游天地多以昆仑为中心。屈原在运用原有昆仑神话的同时,也改造、构建神话：其一,增加了许多《山海经》中原本没有的地名、物象,诸如县圃、成池、春宫等,丰富昆仑神境;其二,调整神话物象的方位,重新构建昆仑格局;其三,以空间运动超越时间,赋予昆仑以新的生命内涵;其四,颠覆了昆仑的神人关系,人成为神境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