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屈原作品中“人神恋爱”表达模式解读

《离骚》和《九歌》中抒写“人神恋爱”的章节都以爱情的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它们不但有着如出一辙的情节模式,而且情感意绪都笼罩着孤独、迷茫的色彩,然而爱情的追求不在爱情本身,而在于情感的安慰作用,它裹挟着诗人屈原的命运悲剧和人格力量,成为情感的载体和个体情绪的发泄方式。     

鲁迅论屈原

鲁迅从早年留学日本到他的晚年,曾多次以形象的和直言的方式,对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过评论。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评论,对研究和学习鲁迅以及正确评价屈原是有帮助的。一枝清采播芳馨鲁迅非常崇敬屈原。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将屈原与拜伦、雪莱、裴多菲、普西金相提并论。在我国古代诗人中,他只将屈原归入他所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苏轼的文艺观

<正> 苏轼对诗文、词赋、书画都很善长,有丰富的创作实绩,并热衷于品诗、评画、谈艺、论文。虽然他也曾说:“文章小技安足程”,“文章何足云,执技等医卜!”但这不过是一时的牢骚之谈。实际上他是把文艺当作不朽的事业,而倾注了毕生精力的。正由于此,苏轼的文艺思想是充实的、有特色的。其中有不少是深得创作三昧的经验之谈,是触及到文艺特质的真知灼见。因此,了解苏轼的文艺观,有助于我们研究他的创作成就,也是我们借鉴古代优秀文艺批评遗产的需要。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苏轼义利思想研究

苏轼义利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义利思想一方面受到苏洵义利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北宋儒者的影响。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苏轼义利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义正身”“利以安身”“义利相和”。苏轼将“义”视为自我修养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仁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以义正身”;苏轼认为,“利”是个人生存的重要条件,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故而主张“利以安身”;苏轼坚持“义”与“利”是互为支撑的,要做到“义利相和”。尽管在苏轼看来,利是无善恶的,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苏轼并不提倡缺乏“义”作为支撑的“利”,强调“义利相和”。     

屈原职业考

屈原的职业是什么?笔者认为屈原的职业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根据如下: 一、“三闾大夫”考王逸《离骚序》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何谓“三闾”?闻一多《天问疏证》“环闾穿社”注云:《管子·轻重戊篇》:“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案析言之,社、闾有土木之分;混言之,闾即社。《史记·封禅     

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

关于屈原自沉的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 ,研究屈原沉江的逻辑起点应是研究屈原自沉的动机及其意义。“赐死说”根据不足 ;“殉国说”是特殊时代的“古为今用” ;“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对主体认知不够 ;而“洁身”、“殉道”、“泄愤” ,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 ,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九歌》“二湘”倒反辞与湖湘民间颠倒歌

屈原《九歌》“二湘”中的“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鸟何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等诗句,运用了倒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有意颠倒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和正确特性,具有内容上的荒诞性、逻辑上的反常性、语言上的离奇性、功能上的趣味性等特征。在湖湘民间,流传着大量颠倒歌,这种民歌中运用得最多的修辞手法就是倒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屈原《九歌》“二湘”中的倒反辞很可能是受了沅湘流域颠倒歌的影响。屈原创造性地运用它,化粗俗为高雅,化平庸为深刻,使之不仅具有奇特的艺术效果,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约楚怀王二十九年,汉北两城市被秦军攻占,屈原从放流九年的汉北逃归郢都,立即被逐,东迁夏浦一带后写出《哀郢》。“两东门”指汉北沦陷的两城市的东门,“九年不复”指九年没有复用。屈原未去陵阳九年,被逐期间(约一年)时刻希望返郢复用。     

沅湘自然崇拜和《楚辞&#183;九歌》

《九歌》是南楚、沅湘间的祭神乐舞歌曲,经屈原加工再创作后而流传于世.《九歌》自然神祗的原型为东皇太一(太阳神)、云中君(雷神)、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星神)、东君(月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巫山女神).《九歌》的出现,既是取悦自然神祗,亦为支配大自然.     

黄慎的人品、诗品、诗风初探

黄慎不独在画坛享有盛誉,其诗亦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反映了清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坚持民族气节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境遇、性格和心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思和洁身自好、甘于贫贱的品格;其诗风既表现出屈(原)、杜(甫)的沉郁,又带有王(维)、孟(浩然)的细致、清丽、闲远,而又具有自己时代的、个人的特点:比之屈、杜,黄诗更显委婉曲折,格调略觉低沉;其抒情小诗则自然天成,活泼成趣,呈现“深心淡貌”的特色。     

龙舟文化等同政权符号——屈原崇拜与竞渡之国际比较

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夏龙舟文化,已成为政权象征的一种代名词,同时亦是屈原崇拜的原型。龙舟竞渡即屈原崇拜的象征,也是帝制专政主义的威仪象征。龙舟竞渡即政权符号的龙舟文化。今日屈原崇拜不仅名闻国际,且延伸至世界各角落。同样,龙舟文化的影响亦遍布世界各地,龙舟竞渡亦见地域差异现象。当今世界,龙舟竞渡已从祭祀哀悼屈原渐渐演变成一种体育竞技活动。     

论屈原的经济思想

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屈原的经济思想从＂爱民＂的角度出发,以＂德政＂为核心内容,倡导＂重义轻利＂的流通观与＂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纵然,在认识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可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