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读《论语》偶记

本文对《论语》所言之部分章节，或考据其字句，或阐释其义理，既求之于古，亦通之于今；既求之于大义，亦协之于常情，提出一己之见。     

鲁迅与陈寅恪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鲁迅与陈寅恪均占有重要地位。鲁迅与陈寅恪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共性是都立足于史部之外的诗文、读书札记、野史笔记等文献进行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鲁迅是文学家,提倡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小说史研究先河,其研究方法立足于史识,借助学科交叉法、归纳法,关注人性及国民精神;而陈寅恪是史学家,其立足于“诗史互证”,主张把诗歌里的历史碎片打通、串联,以证明时代之关系,主张不同文体之间进行比较,晚年也有与西方妇女史相交叉的印迹,主张心史。两人的研究方法相得益彰,丰富了文学史研究。     

“义理”、“考据”辨

"义理"、"考据"二词原非一对范畴,造成其在几个向度上的区别并不具有无条件的一致性。"考据"指利用文献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义理"起初泛指各种社会行为准则和观念,虽可以简驭繁,但比天人性命具体。二者转为一对范畴是初始涵义、经学逻辑以及认知策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文本诠释领域,"义理"原与"文章"、"章句"相对,后者接近于经书本文。经书"本文"而非经书中适合考据的内容,代表着经学诠释中"殊相"、"部分"的一极;"义理"、"考据"都围绕本文展开,考据活动的共相性取向由此彰显。在一个五要素的文本诠释理论模型中,考据活动足以与阅读活动等价,所以存在"关于义理问题的考据"。     

陈寅恪治史方法中的西方史学理论背景

陈寅恪先生早年赴海外求学时期即师从兰曼、吕德斯等西方史学大家,他回国后所撰写的多部著作里面虽很少明确提及西方史学理论,但其中却蕴涵着西方史学理论之精华。文章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评述陈先生治史中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力图揭示其史学中的西学渊源与传承。     

《登泰山记》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

成功的散文创作实践是桐城派得以成派并扩大影响的基础,对桐城派的研究不可忽视对桐城派散文本身的研究。桐城派创派理论家姚鼐的《登泰山记》名闻遐迩,但此文与姚鼐重要散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说之密切联系,目前学术界尚缺少准确而深刻的阐释。《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南归前夕,姚鼐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中难觅踪影,这种不合常理的状况与其为文追求"雅洁"有关,其实,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山水自然、个体自由的喜爱,正是他辞官的原因之一,而这源自中古山水诗文、山水游记传统。作为宋明理学的信徒和倡导者,姚鼐自觉继承与弘扬宋代以来理学家于天地自然中感悟理趣、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传统,从而造成他刻意回避在文中表达激烈的感情而表现了淡定从容、圆融自足的心态。姚鼐将考据引入散文,貌似是表达习惯甚至有应对汉学家的策略考量,其实与他倡导"义理"的目的直接相关。《登泰山记》是桐城派散文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和重要例证。     

也说“回到傅斯年”

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浅析《与是仲明论学书》

戴震是清朝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本文旨从《与是仲明论学书》入手,通过对戴震治学目的,治学方法的分析,得出戴震治学的旨趣在闻道,治学的方法在于考据,不佞汉,不唯古,兼采汉宋。     

现当代陈寅恪研究鸟瞰

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的研究发端于1934年,至今已有八十年。八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可以改革开放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又可以陈寅恪逝世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段,后期则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段。陈寅恪研究的成果形式多样,而尤以专精的学术论文、专深的学术专著最有分量,而数量众多的报刊论文则显示了陈寅恪研究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倡导义理 不废考据——《欧阳修文献学研究》读后

两宋在政治和军事上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在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却是大发展的时期,故武秀成先生给以＂古代文化之盛,莫盛于宋代＂（《陈振孙评传》卷首题辞）的高度评价。     

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

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 ,重点阐释了周、隋、唐三代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对中古史研究影响颇深。但学界对该说有一定的争议。虽然陈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 ,但因拘囿于该学说 ,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 ,导致了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僵化。事实是关陇集团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该集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降及隋唐 ,已不存在具有一致目标和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关陇集团     

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方面并元特别系统的论述,偶尔强调影响研究的学理性,并与文化研究相联。但寥寥数语,却极为睿智与深入。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陈先生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与历史、语言学等互相发明。探幽烛微、多所新见。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论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关于<长恨歌>的考证,不仅是"杨贵妃是否处女"的问题,而且是学术问题、文化问题.陈寅恪先生一生关注妇女问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研究目的就是发微探幽,观察当时的政治、道德的真实情况,在历史真相的揭示中,发现中国妇女身上蕴含的民族文化要素和精神特质,构建中国"民族文化之史".     

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述论

在中法近代学术史上,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陈寅恪(1890～1969)的交往十分重要,是不容忽视的.两位学者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上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并在敦煌学、藏学、蒙元史及中亚史、突厥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互有影响,其结果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加深了法中两国学者的了解.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红楼梦》的现代性与红学的解释性

《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现代性 ,红学史描述应该关注各种研究现象的文化依据 ,揭示各种问题的学术传统、学理依据与各种流变形态 ;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作者问题、版本问题等研究史各自的阶段性和主要问题进行评述。     

两难困境中的第三种选择--论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从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入手,分析其既不守旧泥古、抱残守缺,也不全面照抄西方、失去自我本色的第三种文化视角。从陈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世渊源,陈寅恪自身开放自由的学术心态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探求第三种选择产生的原因。     

试析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观的主要原则

陈寅恪并未刻意构建自己的史学研究体系,但他从事史学研究有自己的原则:探寻历史的文化内涵是他的史学追求目标(文化视角);用趋于保守的标准衡量历史是他的史学态度(保守态度);从具体的个体及集团入手研究抽象的历史问题是他的史学方法(个体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