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回到傅斯年”

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读《论语》偶记

本文对《论语》所言之部分章节，或考据其字句，或阐释其义理，既求之于古，亦通之于今；既求之于大义，亦协之于常情，提出一己之见。     

戴震的“通经”与“明道”

戴震的学术宗旨是“通经以明道”,并在义理、考据和文章这三种学问之途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对这三种学问之途所作出的那种高下、本末之分的治学态度却常常为时人学者们所诟病。考察他这种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矫正清代“经学”之弊以重开当代“经学”之新风气方面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义理”、“考据”辨

"义理"、"考据"二词原非一对范畴,造成其在几个向度上的区别并不具有无条件的一致性。"考据"指利用文献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义理"起初泛指各种社会行为准则和观念,虽可以简驭繁,但比天人性命具体。二者转为一对范畴是初始涵义、经学逻辑以及认知策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文本诠释领域,"义理"原与"文章"、"章句"相对,后者接近于经书本文。经书"本文"而非经书中适合考据的内容,代表着经学诠释中"殊相"、"部分"的一极;"义理"、"考据"都围绕本文展开,考据活动的共相性取向由此彰显。在一个五要素的文本诠释理论模型中,考据活动足以与阅读活动等价,所以存在"关于义理问题的考据"。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十力语要》之文学观

《十力语要》体现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学开创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既继承又发展的总概性的理路与观感。其文学观主要可以从对义理考据的学术辨析和从义理派角度对考据学进行的批判、其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观、对文之质与文理之气等概念及其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中西诗歌和古今诗歌区别的比较等 4个方面进行探讨。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释体校用：论《文心雕龙校释》校字的独特样貌

学界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校字部分的研究尚不充分,然刘氏之校始从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后自成一家且产生较大影响,是勾连《文心雕龙》校勘史发展脉络的重要角色之一。从宏观上看,其校在个人文化理想的指引下,形成了独特的校勘样式：摒弃传统考据的理路,径自走向心灵的体悟和义理的彰明。这既是对传统校雠范式的突破,也为后来《文心》译注的新变拉开序幕,在“龙学”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节点。就微观而言,刘氏在前后相应、内外相参的整体视野下,将传统校勘理念内嵌于其大胆的推论中,形成一种义理的自洽,进而为校字之“真”提供保障。通过研究,我们既能看到刘校之优缺点,亦可见其以古典文学理论阐释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爱国情怀。     

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及其后果

思维方式本身没有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从能否孕育近代科学的角度来评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确实存在严重缺陷。这些主要表现在忽视了人的知性在思维方式中的中心地位;缺乏分析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和综合方法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些缺陷影响、制约、阻滞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致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我们只有从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入手,进行一场思维方式革命,发展理论思维,才能创造中国科学发展的辉煌。     

论近代科学方法的起源与发展

科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但是有其孕育和形成的过程。希腊文化的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在近代初期的结合与相互渗透,导致作为近代科学方法论支柱的实验-数学方法、科学归纳方法和直观-演绎方法的产生。这些直接面对自然的方法既是对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提升,又是对古典自然哲学方法的扬弃。     

Dirichelet条件的Laplace方程的多种解法

本文用多种方法求解Laplace方程Dirichlet边值问题,展示了解题的思路与技巧,并利用Matlab对结果进行了可视化的解释。     

探讨第二类换元法积分

第二类换元法是一种既重要又不易掌握的积分方法。经过多年探索,发现第二类换元法也并非无规律可循,它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一般可以用三角代换法、根式代换法、繁式代换法等三种代换法求出积分。     

从文化差异谈“填鸭式”教学与“放鸭式”教学

从小学到大学都不乏有厌学或因厌学而辍学的学生，还有部分学生由于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而丧失积极获取知识的渴望，过分依赖老师，自学能力差。种种现象如光从表面分析或批评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教学方法的产生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文化对比分析的角度，阐释导致中国教师“填鸭式”教学无法被完全摒弃的根源，以及与外教“放鸭式”教学在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了解中国的深厚文化，追根溯源，并结合外教“放鸭式”教学方法中新颖、活泼的特点，取其精华，以求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受学生喜爱的教学方法。     

论居维叶科学研究方法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 ,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常常是科学方法创新和突破的结果。居维叶之所以能够创立“比较解剖学” ,提出著名的“器官相关律”理论 ,成为著名的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 ,是同他大胆创新 ,综合运用比较和分类方法、系统方法以及辩证地研究等方法分不开的     

论母音练习法在歌唱训练中的运用

本文根据各种母音不同的发音特点,提出把母音练习法运用于歌唱训练中,以此来解决歌唱中喉头不稳定、声区不统一、声音发白发散、漏气等毛病,以提高歌唱的水平。     

浅析辅助函数的构造及应用

阐述了辅助函数的基本特征与构造辅助函数的原则,并介绍几种较为典型的构造辅助函数的方法应用.     

汉语拼音与微机汉字输入

本文以微机的广泛应用前景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实施基础教育后的文化背景，阐述了汉字输入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以拼音为基础的汉字普及输入方法将成为主流的论点。同时，本文还归纳了简拼与双拼双音输入法中的一些助记方法。     

环境法中人本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对立及解决——以个案为例的分析

环境法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基本立场,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人本主义以保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生态权益只能作为法律客体对待,因此非人类存在物,如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界都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因而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生态主义认为人与动植物以及整个的生态系统都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在法律上应该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应该被平等保护。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会对个案的结果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环境法没有明确确立何种立场是根本立场的时候,可以通过环境法法律方法,尤其是利益衡量的方法来解决两者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