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鼓”看苗族鼓舞的发展

鼓,有木鼓、铜鼓、皮鼓之分,习称三鼓.木鼓,古老神圣;铜鼓,庄严华丽;皮鼓,壮丽多彩.从三鼓的形态、打击,可以看到苗族鼓舞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创新,以它独有的艺术魅力,独步中华舞林,发挥它永无止尽的光和热,继而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     

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严羽的“兴趣”说与退特的“张力”论

严羽的“兴趣”与退特的“张力”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好诗而言,既是好诗的一种属性,又是衡量好诗的重要标准;两者都要求诗歌语言具有多义性。其不同之处是“兴趣”的内涵是语言层、形象层和情感层的有机统一,而“张力”的内涵则缺失形象和情感层面。     

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

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论孟子“利”思想之辨

“义”“利”关系作为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孟子究竟是侧重“义”还是“利”争论不休。其实,孟子对“利”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表现为其不但将“义”看作最大的“利”,并希望人们能够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利益观,而且也告诫大家不能将“利”仅简单视为形而下的“利”,应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因为这一层面的“利”才有可能是最大的“利”。     

太极“气韵”与朝鲜（韩）民族舞蹈文化及“韵律”之关联

朝鲜民族舞蹈具有含蓄性律动特征、顿式和弹式律动特征 ,是最富有韵律感的民族舞蹈之一。其舞蹈韵律始终贯穿于“气、韵”之中 ,个性律动特征为 :内外结合、动静结合、以呼吸作为动作的动力。太极“气韵”与朝鲜舞蹈文化及其律动方式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主要表现在 :宗教文化观相通 ,“气韵”观相同 ,韵律方法相近。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论宋代“日记”与“小说”之文类关联

宋代“日记”与“小说”在官私书目著录、作品命名、题材内容、文体形式、成书取材、相互影响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文类交叉联系。朝中重臣等官员记载在朝亲历朝政要事及生活交际的日记与小说性质相通,含有“闻见杂事”的“小说”成分,与专门载录朝中杂事的小说非常相近。使臣以及接伴、馆伴的官员出使辽、西夏、金、蒙古(元)载录行程的日记,记述日常琐事、奇风异俗等,也多被小说选本收录或小说取材。官员赴任、贬谪、入京、罢官等记述旅程见闻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探亲访友等描述行游经历的日记,记述传闻故事、非常异物等,不少内容多具“小说”意味。部分小说编撰直接受到“日记”影响,或带有鲜明“日记”痕迹。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传统文化之“不证自明性”

“不证自明性”强调了个体以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接纳意义系统所设定的主张和价值,以此构建生活世界的真实。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一分析进路超越了现有研究对于传统文化具体“内容”的分析,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基本论断,转而讨论“传统文化提供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赋予社会成员以意义”这一更具理论信息量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和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前者与制度化的大传统相对应,通过内化的方式实现“不证自明性”,后者则与弥散化的小传统相对应,通过习惯化的方式呈现“不证自明性”。在现代社会,个体处于一种意义选择的阈限状态。传统文化意义在个体情景化信息缺失或信息过载时均有可能被调用,从而体现其“不证自明性”。     

中美文化冷战结束之开端-“乒乓外交”新探

对于中美“乒乓外交”这一历史现象,各界的关注与研究经久不衰。但一些报道与研究一般倾向于仅将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视为中美领导人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而使用的一个工具,从而忽视了“乒乓外交”作为中关之间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文化交流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及其在恢复与发展两国文化关系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本文主要依据政府文献、个人回忆及其他原始资料,试图从中美两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乒乓外交”做一初步探讨。     

“慰”论:日本文学功能理论及与中国古代文论之关联

日本古代文论先是模仿和套用中国的社会政治功用论,再逐渐发现自身文学传统中"慰"的功能,并对中国的功利主义文论加以否定批判,排斥文学的载道教化、劝善惩恶之类的政治社会与伦理观,最后确立起独特的"慰"论。"慰"论是对日本传统文学之功能的正确概括,根源于日本人独特的心理构造。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中国文论讲求"为",为政道为教化;日本文论则"以慰为事",讲求慰人慰心。只有在中日文论范畴的关联性研究中才能有效阐发"慰"的理论价值,并能见出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分歧与分野。     

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关公信仰的社会文化功能演变

在当下,诸多传统文化被重新"发明",关公信仰作为关帝故里"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在以"关公牵线、旅游搭台、经贸结亲"为主格局的关公文化经济模式中被重新"发明",其社会文化功能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也发生着当代的传统发明。透过这些社会文化功能演变,可以发现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保持"原真性"而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