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

既有的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去关系化的实体主义思维倾向,因而未能看到“关系”的关系性,从而无法有效地理解“关系”的动态过程,即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不断反复进行的互动过程,因此这种理论无助于人们全面地掌握和理解“关系”和“关系”现象。本文认为,分析“关系”和“关系”现象问题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关系”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最后本文强调对研究方法学予以综合运用是把握这一主题的可行取向。     

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基于核风险感知的混合方法分析

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假说”,并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通过“扎根理论”发现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四个维度：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前两种属于情感因素,后两者属于情境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实,情感、情境因素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发现了信息丰富性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倒“U”型关系,利益趋向性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具有决定性影响等结果。     

网络左翼的三重面相:基于个案观察和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

本文在质性观察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由“思想理论资源”与“立场取向”两个维度构成的理论模型,用以建构关于网络左翼思潮的类型学。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个案观察加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混合方法对三种网络左翼思潮进行研究,从经验上辨识与类型学一致的左翼社会思潮,即“国家主义左翼思潮”“民粹主义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左翼思潮”。此外,我们利用监督性机器学习技术与社群侦测技术,辨识各个网络左翼派别的社群结构,并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网络互动与社群结构的演进。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左派”逐渐式微,不再构成相对独立的互动社群;“民粹主义左派”与“国家主义左派”之间存在更密切的关系,但两者间裂痕的扩大也带来网络冲突的增加。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上海多性伴性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上海市多性伴性行为的性别差异,接着从阶层归属、家庭亲属生活、性爱生活和性别规范四个层面对多性伴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性伴性行为中,“生理需要论”并不起作用;“资本运作”和“环境影响”取代“阶层归属”发挥显性作用;“婚内感情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时效性,“头两年之痒”和“七年之痒”并存;“越轨”性行为具有连贯性;性别规范通过中间变量（两性在社会、家庭和性领域的角色扮演）间接影响两性的性活动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以社会性别视角鉴别女性“性革命”成功与否,思考女性在性地位上是真正解放还是重新被奴役。     

城市“社区性”量表构建研究

在当代社区研究中,“共同体”社区是否存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而在于“以哪种形式存在”。本文提出了以“社区性”这一概念来描述一个社区的“共同体”特性。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一个量表来测量“社区性”,以上海市社区调查的实证数据对其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又使用该量表将上海市的社区划分为六大类,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社区的特性。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法村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研究——块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利用“块模型”方法分析黑龙江省一个村落的社会支持网,是针对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社会网络意义上的一种量化研究。研究发现,在“劳力支持”网络和“亲属关系网”中都存在四个子群。这种发现揭示了法村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的整体模式。“块模型”的价值在于可以揭示多种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和关系模式。因此,块模型方法可用来研究特别重视“关系”的中国社会。     

网络舆情是否影响股市行情?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的ARDL模型边限分析

本文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分析互联网上的股市舆情是否影响真实世界中的股市行情。在梳理网络舆情,特别是微博影响股市的机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具有“利好”和“利空”含义的股市术语的微博出现词频（“热词指数”）,生成股市的“微博信心指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边限检验表明：在股市震荡期,早前三天内的“微博信心指数”有助于预测上证指数;“微博信心指数”和“上证指数”存在正向相关的均衡关系;在股市行情平稳期,以上的统计关联并不存在;网络舆情通过影响入市资金流进一步影响股市行情。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囿于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 “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

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逆差序格局”的产生是因为“关系”虽然有可能降低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关系”双方的利益时，“关系”中固有的紧张就会加剧，冲突性就会显现。包工头为了降低边缘工人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宁可选择核心工人可能流失的行为不确定性。不过，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上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约制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 基于A市市民反建L垃圾焚烧厂的省思

本文在回顾和梳理环境事实论与环境建构论的基础上,剖析了环境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并以A市市民反对L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过程为例诠释这一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包括了群体利益冲突、差异性认知和主张竞争、权力和资源及策略运作三个环节。环境议题不仅是客观环境现象的持续再现,更内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认知和判断;它的提出、表达和形成正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和“精英主导型”向“环境利益相关者共构型”过渡;环境议题呈现了不确定性和模式化趋势的特征,这既暗示了风险社会的到来,也见证了公众对环境公正和政治平等日渐强烈的呼声,以及市民社会成长与结构性限制之间的张力。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