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傅子》四种辑本的优劣得失

关于《傅子》四种辑本的优劣得失赵以武傅玄（２１７—２７８）字休奕，郡望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晋书》有传。据本传，他历仕魏晋两朝，受封爵鹑觚（今甘肃灵台县北），官至司隶校尉，“性刚劲亮直”，一生“著述不废”。他最重要的撰述是《傅子》，所谓“撰论...     

关于现代汉语辞典中“郡望”含义的探析

现代编纂的汉字语词典把"郡望"定义为"某一郡内的望族",很多学者都根据这一定义来研究郡望。但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出现的"郡望"一词大多意为"远祖的籍贯",而不是指"望族"。汉字语词典虽然把"郡望"解释为"望族",但是为了作具体说明所引用的典据中出现的"郡望"却是指"远祖的籍贯"。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汉字语词典对"郡望"一词的定义。     

“陇右文献丛书”简评

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是我省唯一的一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它自83年成立以后,就决定整理有关甘肃文学,历史、地理、民俗等古籍,编辑出版“陇右文献丛书”。 “陇右”之名,盖起于汉季魏晋间,当时大体指陇山以西至黄河以东之地。唐设陇右道,辖今陇山以西至新疆东部一带。自此以后,朝廷虽再无以陇右为地方区域之名,但积渐成习,陇右遂成今甘肃之代称。甘肃是丝绸之路的要道,陇山西侧的麦积山石窟和河西走廊东西两端的炳灵寺石窟,敦煌莫高窟,是镶嵌在甘肃狭长地带上的三颗明珠,昭示着这块由干旱和沙漠凝结而成的黄土地上人类文明的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中国古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

郡望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为汉唐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渤海爵号与国号的来源 ,是与李唐王朝遵循郡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 ,正是基于大祚荣为古东夷大氏族裔融入者 ,古大氏之郡望为古渤海郡地 ,李唐王朝尊崇其祖先大庭氏及其地望渤海郡 ,故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自是始去名号 ,专称渤海     

建康史氏考略

建康史氏是五凉至隋唐时期活跃在河西的一支豪门著姓,他们侨居河西数百年,形成了与河西乃至北方割据政权的特殊关系;建康史氏的郡望河西建康郡地处走廊咽喉地带,历史上曾是各割据集团和少数民族势力争夺的军事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建康郡军事要塞的性质决定了其居民人口的流动性.     

“当年双鸳鸯,诗文俱秀发”——东汉陇上夫妻诗人秦嘉和徐淑述论

东汉时期陇上夫妻诗人秦嘉和徐淑,不独在甘肃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第一对有影响的夫妻诗人。根据现在有关资料我们知道,秦嘉和徐淑大约生活于东汉桓帝(公元174—167年)时期,其生卒年已很难考定,但根据《甘肃新通志》和《通渭县志》等史书,我们知道他们二人都是东汉汉阳郡平襄县(今甘肃省通渭县)人。秦嘉字士会,曾为陇西郡(治所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南)的椽史。后以本郡“上计吏”的身份,奉使赴京城     

俄罗斯：叶利饮家族从未离开

苏联的共产主义革命基本铲除了俄国历史上的豪门望族，不过在苏联解体后，这片土地上又产生了一批新的“贵族”。他们也会造反，但每次都是冲着金钱而来。     

西汉苏建家族迁武功考

在西汉,以平陵侯苏建为先祖的苏氏武功一派,经长期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望族,人材辈出,后世苏氏遂以武功为郡望.但在苏建家族迁武功问题上仍存在不少疑虑,依据两汉史籍中有关苏建父子的史料记载及汉代的封邑、职官、丧葬风俗等制度,结合苏氏宗谱、历史地理、风俗史等各方面资料,在对长期纷争的平陵侯苏建家居何地、封地何处及墓址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研究的同时,可以得出苏氏家族迁至武功并非始于苏建而应始于苏武.     

论傅玄的文体观与乐府诗创作

博玄是两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较为重要的文学家。魏晋易柞，作为西晋初期年辈最长的诗人，他在两晋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文体观、魏晋诗风的递膻上，具有承先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傅玄的文体现中国古代文体现的形成，是与各种文学样式的形成、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的。西汉以降，各种文体大备。诸如赞、碑、诗、铭、沫、赋、奏、书、论，七、连珠、颂、序等等，各种文体已被广大土于文人广泛熟练地运用，且佳作纷呈。文体的发达以及创作的项丰，必然引起作家们对于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体制、规格等方面的注意…     

唐代社会舆论与宰相政治探究

中古时期文献中“舆论”及与“望”相关的词汇,其用法、内涵基本与现今的“社会舆论”一致,代表时人对社会事件和人物的议论或意见。其中,“宰相之望”是一种特殊的针对可能升任宰相的官员的舆论描写。享有宰相之望的候选人群体在通往宰相之途时仍然受到政治倾轧等因素的制约。即使入相后,围绕宰相的执政风格、业绩、人物评论的社会舆论依然存在。这种相对固定且成熟的社会舆论书写模式是建构古代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内容。     

论“魏晋风度”的超越本性

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具有深刻的理论本性，这就是超越名教、超越世俗等。这种超越本性是通过放浪形骸的外观层面显现的，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挤压，而“魏晋风度”的载体即魏晋名士们的生存忧虑则是超越本性的内在动力。“魏晋风度”虽然以消极的直观呈现在人...     

略论乌桓的历史发展与融合

简述了秦汉至魏晋时期北方乌桓的历史发展,指出乌桓是最早杂居于北方胡汉过渡带的游牧民族,与匈奴、鲜卑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在魏晋时期成为杂胡的总称,并最早完成民族融合的过程。     

沈阳宫后里城址刍议

宫后里城址是发现于沈阳市沈河区宫后里的一座战国至汉魏时期的城址。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宫后里城址内的堆积有明确的战国燕文化遗存和汉魏时期遗存,而秦至西汉时期的遗存则仅见"千秋万岁"瓦当、"半两"铜钱等极少量的遗物。因此,可以这样推论,宫后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晚期,即燕国设五郡之时,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宫后里城址又突然兴盛,较厚的地层堆积、发现的生活用井及城外大量的墓葬,反映出这一时期城内居民较多。魏晋之后,宫后里城址销声匿迹。     

魏晋士族妇女的风貌

魏晋时期的中国人,经历着政局动荡的痛苦。然而,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上,又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自由、解放的松弛时期。玄风的炽盛,追求率真自然、潇洒脱俗的艺术性人生构成了魏晋人的生活主旋律。“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士族妇女在个人欲望     

魏晋“名士”与“士风”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一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执，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引《庄子》赋予玄学，开创了晋代“达”风。     

魏晋风度背后士人矛盾的生死观念——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为切入点

对于不同时代的生死观念而言，最直接的表达莫如文字，但图像资料或可使人们对当时的生死观念有更多一层的理解。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中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主题的壁画（简称“七贤壁画”），是同时期墓葬中该主题壁画保存得最为完好的一幅，人物刻画各具特色，为了解魏晋风度背后士人矛盾的生死观念提供了形象的素材。以嵇康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其生死观形形色色，实质皆是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探寻。     

近代甘肃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

近代甘肃,如同全国一样,走过了一段苦难的历程。不但封建主义残酷地统治和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肆意掠夺和欺侮,各族人民饱经忧患,备受凌辱。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甘肃各族人民从来不曾停止过反抗斗争,其爱国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     

从嘉峪关魏晋墓彩色砖画《井饮》图看历史上的水井与环境保护

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砖画中有一幅《井饮图》,它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从井中汲水的场面,这说明魏晋时期人们已懂得开凿水井,饮用清洁卫生的井水并利用井水进行灌溉。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对彩绘砖画展开分析论述,以点带面,以探究历史上利用井水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何以热衷县改市?

以县制为国家初级行政区划，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划为36郡，郡下设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郡县两级官员，再由这些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统一行使政府的统治和管理职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郡县制”。郡县制对我国后来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县制也一直顽强地走到了现在。纵观两千多年的县制历程，存在着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县的总数变化不大，常在2（XX个上下浮动。不过，县制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1983年“县改市”以来，我国的县已从1998个减少到1522个，净少476个，约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