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中的对照艺术

汪曾祺对“对照”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自己的小说所要表达的自我意识是通过解释、说明、强调或是参差的对照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他并不仅仅运用对照去描写一人一事，而是把它看成一种艺术法则，广泛地应用到创作中去。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艺术的对照系统，而“对照”法则的运用，对题材的处理，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刻画，结构的安排，意境的创造等，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本文拟对汪曾祺的艺术对照系统及其艺术功力，作一点说明和分析     

繁花落尽见真淳──汪曾祺作品语言散论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具有独到之处：一是语言质朴、恬淡、平和、舒远;二是感觉化的鲜活语言。汪曾祺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树立了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汪曾祺与阿索林

评论界多注重中国传统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其实他作品独特风格的形成也有外来文学因素的作用。西班牙著名作家阿索林就是其中之一。汪曾祺与阿索林从审美观点到创作实践,都有着较明显的相似之处。     

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

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本文分别从汪曾祺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氛围、童年叙事、儒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试论汪曾祺不说谎的"浪漫主义"

语言的诗性能否真实记述生活的羞涩,汪曾祺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汪曾祺对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的看法,因为诗性书写的充分展开,表面看来近似于浪漫主义,这是他自己所说的"为人"的不说谎的"浪漫主义".单单把生活和情感诗化确实包含着一种危险,因为不论诗意由之出发的心灵历程怎样在文学经验和想象中得到扩充,诗情与诗怀终究只能包含在一个现实的事件中所能有的东西.汪曾祺朴实再现生活的艺术追求,对强烈的戏剧化情节的回避,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视为他不说谎的"浪漫主义".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

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表达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由于他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所以汪曾祺小说具有强烈的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吸引读者之处乃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 ,分别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 )上的四个独特之处 :“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文章力图从这些方面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创新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阐发。     

从叙事学角度分析鲁迅和汪曾祺的童年视角小说创作

兴起于60年代的西方叙事学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可作为分析小说叙述形式的工具。一是视点理论,即作者以什么方式看小说的故事世界和以什么方式说故事。二是叙事时间理论,即作者以什么样的时间方式去组织故事。本文打算从视角、人称和时态三个方面来比较鲁迅和汪曾祺童年视角运用的不同。当然叙事学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但我在这篇论文中却只是局限于鲁迅和汪曾祺运用童年视角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童年视角的介入,虽然运用同样的理论来分析,也使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一、视角:复合视角和单纯视角鲁迅运用童年视角的作品一般…     

记忆的魔手

记忆的魔手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的关系之深，在２０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堪称首屈一指。无论是其师沈从文，还是公认的民俗作家老舍，创作与民俗的关系都不及他那么深入。说起来，这也许与他出生于一个民俗风味极深厚的特殊日子有关———元宵节。我相信，每年元宵为他大张旗鼓地做生日，一定在汪氏幼年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与他本人事实上无关的所有闹元宵的民俗活动，他都会不自觉地以为是在庆祝他的生日，从此终其一生。他都把一切美好的记忆与民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把自己的欢乐与民俗联系在一起。但由…     

汪曾祺文学世界的哲学思考

汪曾祺独特的文学世界根源于他对世界独特的认识方式。汪曾祺将世界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整体,人与他者在整体的宇宙中共在,人的存在的最高价值是超越在场。汪曾祺由此而来的艺术观念从文本之内指向文本之外,他认为艺术存在于由在场到不在场的想象空间,想象是沟通在场的生活世界和不在场的意义世界的桥梁。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语言是文学之家--汪曾祺的语言本体观及其在创作中的验证

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在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语言本体观念直接联系,他的语言本体观包括语言是文学的本体和语言具有文化性特征这两方面,前者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后者成为他语言风格的深层原因.从他的创作实践可以验证他的观点.     

汪曾祺特色的文化性解读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汪曾祺的特色,是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他文化个性在创作中的反映。“土性”(民间性)是他全部的审美基调;“水性”(机智性)是他鲜明的艺术风格;“中和性”(兼容与对抗)是他独具魅力的根本。     

浮华落尽见真淳--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精神

世俗化的观照对象和口语化的叙述框架是汪曾祺小说精神本色化的主要表征.而这种独具个性的精神风貌又和汪曾祺的性灵化境界密切相关.其迷人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平淡的老境和简约的古境上.与现代的新潮小说相比,汪曾祺的作品传统化因子最为丰富,诗情的承袭和画意的追求是其主要精神内核.     

存在意义的艺术追问——试论存在主义与汪曾祺小说的艺术追求

存在主义对汪曾祺小说影响是多层面的,它的本体论和自由选择等命题影响到了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同时存在主义美学精神也制约了小说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使一些作品染上了荒诞的美学风格.     

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张力

文学张力是要在平衡态中包孕不平衡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汪曾祺的作品在言与无言的对立、叙事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中都展示出了文学张力的魅力。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乐性

汪曾祺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很注重小说语言音乐性的作家,他小说的语言如同一曲清丽诉音乐。与他常用清丽之词短句子有关。小说中,汪曾祺穿插了多种能造成音乐性的手法：或多用对偶、对仗、比较松散的对比性的词语、句子以及排比句、叠音：或者有意使语词进行参差与平仄的排列；或者使有着特殊用意的词语或句子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上述手法使小说语言具有三种音乐效果：整齐美、抑扬美、回环美。这种效果与汪曾祺的艺术自觉有直接关系。     

汪曾祺小说审美特征生成论

在20世纪文学史中,汪曾祺发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及其审美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人和谐、欢悦的生存的图景,从而迥异于主流小说的风格.汪曾祺温暖而独特的小说,既是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的产物,也是他从个体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产物,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产物.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乐性

汪曾祺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很注重小说语言音乐性的作家,他小说的语言如同一曲清丽诉音乐,与他常用清丽之词短句子有关.小说中,汪曾祺穿插了多种能造成音乐性的手法或多用对偶、对仗、比较松散的对比性的词语、句子以及排比句、叠音;或者有意使语词进行参差与平仄的排列;或者使有着特殊用意的词语或句子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上述手法使小说语言具有三种音乐效果整齐美、抑扬美、回环美.这种效果与汪曾祺的艺术自觉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