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写理论看严复翻译中的不“信”——以严译《马可福音》为例

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他的翻译中出现了大量不"信"的翻译,这与其"信"的原则相背离。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严复"信"的标准是受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三大因素操控的,其翻译活动是在三大因素操控下对原文的改写。     

论翻译的三大操控因素——以杨必译本《名利场》为例

根据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的理论观点,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或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透过杨必的译本《名利场》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以及茅盾所代表的文化部等机构和钱钟书、傅雷等知名翻译家对《名利场》的选译和出版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个案

翻译活动中“赞助人”这一概念由翻译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他认为赞助人是影响操控翻译活动的双重因素之一,对翻译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以“赞助人”为视角,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最大的翻译机构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考察对象,从意识形态、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探究赞助人对翻译活动所起到的影响及操控作用。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

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     

意识形态的操控：晚清翻译出版情况及特点分析

从晚清翻译出版机构和翻译出版内容着手,分析晚清翻译出版活动的特点,即翻译出版机构的性质、译书的人才结构、译书的内容以及原著的来源地等方面都呈现出其独特的发展变化形式。在此基础上,文章根据利弗威尔“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探讨这些特点背后的深层原因,那就是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及翻译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等）通过出版流通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操控。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晚清翻译高潮的意义。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意义重大。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做好翻译内部研究的同时,加大翻译的外部研究有利于译者准确把握作者意图和原语信息,充分再现原语语境效果,以期获得功能对等。     

后殖民翻译理论视域下的文化传译——以《丰乳肥臀》英译本为例

译者认为本国的文化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在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中倾向于用＂改写＂的翻译策略,挪用自身的文化对原文本进行改造。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优越性基础上的翻译策略,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容易造成目标语读者对他者文化的误读。     

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以建国初期英美文学译介为例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把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指出翻译活动绝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也反映着某一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学翻译上同样实行亲苏的政策,在苏联英美文学选择倾向的巨大影响下,同时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当时我国译入语语境的青睐。     

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体现出主体性,但是其主体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权力话语就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伦理观念等权力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和操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此译者主体性是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能动性。     

改写理论下林纾的翻译:以《吟边燕语》为例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译作数量之多,后人罕有匹敌。然林译小说在为人称赞的同时,却也时常因其大量漏译、误译、删节与改写而为人所诟病。该文拟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译《吟边燕语》,从而得出林译小说中的有些讹误与超胜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原因,而并非总是林纾的疏忽大意。     

“文化转向”视域下《围城》翻译策略的不确定性研究

翻译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翻译策略的可变性。翻译时如何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充分表达仍然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难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旨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入手探讨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论域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围城》翻译策略形成的影响。     

改写理论视角下莫言小说的英译--以《师傅越来越幽默》为例

2011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圆了国人的诺贝尔奖梦。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使得莫言的大部分作品得以在美国出版。试图以安德烈＆#183;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操纵改写理论为框架,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因素在英文本《师傅越来越幽默》出版和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作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改写理论是当今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理论之一。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对等”以及文本分析,而改写理论更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语境、历史等对翻译的影响。本文以改写理论的视角,结合笔者的翻译实践,分析改写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指导作用。     

电影片名翻译——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以《王者之心》的电影片名翻译为例

以电影Tristan and Isolde《王者之心》的片名翻译为例,用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即改写”,分析在该片名翻译活动中原作编剧、中国电影制片方、中国电影发行方、译者等在这一翻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析表明,电影片名的翻译本质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本文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