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秦黔中郡与洞庭郡关系初探

据传世文献中关于楚秦不同时期的黔中郡的记载,并将其与相关的洞庭郡、武陵郡进行比照。论证了:不同时期黔中郡的辖境不同;秦黔中郡即里耶简文所见“洞庭郡”之前身,后者又为《汉志》武陵郡之前身;以上三者在辖境上也有区别。     

秦洞庭、苍梧郡的设置年代与政区演变

对于战国末期今湖南一带的疆域,以往学术界争论不休,主要有“秦统治说”和“楚收复说”两种说法。尤其是大家都认为秦“黔中郡”的地理沿革是当时有关“江南”问题的关键所在,里耶秦简公布以后还继续提出与“黔中郡”相关的各种见解。根据最近公布的里耶秦简的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确定到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前湖南地区还被楚统治,“楚收复说”比较可信。对于有关黔中、长沙郡的问题,分析里耶秦简的相关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秦设置黔中、长沙郡的说法明确是错误的,当时被设置的两郡的确是洞庭、苍梧郡．这两郡在秦一代一直存在而在反秦、楚汉战争过程中自然消失了。     

论“洞庭郡”

郡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考古发掘出36000余枚秦简,其中有洞庭郡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洞庭郡,即楚国洞庭郡和秦王朝的洞庭郡,从秦简中的相关洞庭郡文字和地理位置进行了分析,洞庭郡的郡治就在里耶,最后还对秦洞庭郡的格局进行了探讨。     

秦平岭南置郡考

秦始皇平南越,是继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古代史上又一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它开启了中央政府经营岭南的序幕,为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奠定了基础.综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秦对岭南的经略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218年-前214年,发动对南越和西瓯的战争;前214年,在新平定的岭南地区推行郡县制,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的地望约当于今天广东、广西、贵州东南部和湖南一隅.     

《秦郡新考》辨正

秦郡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从已故谭其骧先生的秦四十六郡说入手(1982年谭又修正为泰四十八郡，除去所含《汉书，地理志》的泰三十六郡，谭氏新考出的实为十二郡)，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对谭氏新考出的十二郡逐一加以分辨．笔者肯定其中的黔中、闽中、东海三郡，见诸《史记》，为秦郡无疑，余下的广阳、陈郡、胶东、济北、常山、河内、衡山、鄣郡、庐江等九郡，概非秦郡。泰一代置郡的总数应是《汉书·地理志》所标注之三十六郡，加上黔中、闽中、东海三郡，共三十九郡．然而，不可谓秦的郡制为三十九，泰一代郡制应如《史记》和《汉书》所言，是三十六郡。     

屈赋"洞庭"与里耶秦简"洞庭"的解读

历代楚辞学家对屈赋中的"洞庭"都注为洞庭湖,2002年4月里耶发掘出秦简,经专家们对极少的秦简初步认读后,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洞庭郡"的记载.在先秦的史料和<史记>中也都有对"洞庭郡"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洞庭湖不叫洞庭湖,而叫云梦泽.所以屈赋中的"洞庭"不是洞庭湖,而是洞庭郡.     

西汉经敦煌郡与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争夺

汉武帝时期，西汉在河西击败匈奴并设置河西四郡，之后直至宣帝神爵年间，西汉以敦煌郡为基地，向西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在此期间，西汉首先经敦煌郡与西域南道，争得了对鄯善的控制权；再屯戍于渠犁、轮台，连通西域北道，同时通过联姻与乌孙结盟，对匈奴在西域东部的势力形成合围之势；之后西汉与匈奴对“车师六国”展开争夺，并形成彼此制衡的状态；最后，随着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归降与汉西域都护的设立，西汉最终赢得了对西域的争夺战。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的考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与详细地还原这一过程，而处在西域与河西阵地前沿位置的敦煌郡，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值得重视的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研究

考古新资料不断出现,大量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相继面世,和传世文献农业资料共同成为两周乃至先秦农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的研究成果总体上比较零散:既无系统的整理,又缺乏宏观研究和整体把握。重视和加强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的研究,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资料,而且将之与传世文献农业资料互为参证、补充,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先秦农业研究。     

秦辽东郡考述

秦代辽东郡相比于战国辽东郡,具体辖区有所变迁,尤其是南界有较大变动.以辽东长城为主要参照物,通过文献史料与遗址遗存相互辅证,可明确秦辽东郡的有关问题.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出现了许多秦代郡名,这些郡名中有些是典籍上常见的秦代郡名,有些是与近现代学者所考的秦四十八郡可以互证的,有些则是史书记载上从汉代才开始设置的郡名,还有个别的则是文献上从没出现过的秦代郡名.本文主要选取后几类中的"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江湖"等郡名作些简略的考证,以供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们参考.     

唐代淄青镇的特点

平卢淄青镇是唐代的一个重要藩镇,它的建立、灭亡及内部环境都呈现出一定特色:它是由原平卢军南下青齐地区而建,内部稳定,而迅速败亡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反对割据。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我国民族自治州的立法困境及对策

当前,我国建构民族自治州立法机制中面临的困境：立法权源与层级的不对等造就立法的无序、上级机关审批程序的失范、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抬头,造就民族自治州立法实践中的种种非法治化倾向。扶持民族自治州优化地方立法机制要划定权限、明确职责、强化监督、同时也要尊重国情地情,有序地推进。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论宋朝边区的“省地”划分问题

宋朝的“省地”指朝廷稳定管辖的州县属地,属区域地理概念,常用于边区,主要是川峡、荆湖及广南路边区。大部分内里地区以及与辽、夏、金相邻的边区,则基本不用省地的概念。省地的省民一般包括汉户和各族熟户。熟户如同汉户一样纳税,部分地区有所差别,均比照省地方式进行管理。省地之外,则有“量纳”税物的熟户以及没有税物关系的生户。羁縻州通过“量纳”税赋或贡物形成系属关系,接受省地正州管束,但不属于省地,彼此界限分明;与交趾邻界的广西路羁縻州则不同,均视为省地范围。省地划分成为宋朝西南边区及其人户层次划分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多样化政策实施的一个基本依据。     

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

东汉在大部分时间内推行的是郡(国)县二级制。对东汉郡国的探讨,可谓理清东汉政区演变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     

论边疆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思路——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个案

边疆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是确定改革内容、明确改革思路、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前提,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改革目标的确立受多重因素制约,是一个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过程。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个案,认为边疆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应该在准确分析改革目标确立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结合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才能进行确立。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