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王艮之理想境界观研究

在王畿王艮之理想境界观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既定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道德主体基于社会政治背景而对自身之生存方式、主观伦理诉求的自我感悟与体验。这就表明,在王畿王艮的伦理思想中,道德主体的自我意识与个体价值得到了张扬与肯定,道德主体之自然属性亦得到了尊重与高倡。     

商代的王畿与四土

依据《战国策·魏策》等文献可以确定晚商时期的王畿范围,而依据一度并存的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则可以推定早商时期的王畿范围。商代王畿与四土的关系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与"外服"的关系,亦即由"王邦"与众"属邦"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的关系。     

王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王畿的学说可在王阳明那里找到其理论的原初形态,但他在本体论的建构之中过度诠释了良知作为本体的固有内涵,同时抽掉了良知作为先天道德本体的规定性,而将其还原为纯粹存在本身。他还消解了致良知作为道德实践系统的开展维度,从而体现了对王阳明学说的过度与片面的诠释。这种诠释虽不无创新之义,但对于王门后学的空疏放诞之弊,未能尽免其咎。     

王畿哲学的政治向度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王畿提出了"先天正心"之说,把"治心"作为"治世"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同时他认为良知的效用可以扩大到政治生活领域;王畿和王阳明一样,强调"万物一体"作为最好人间秩序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倡导个体应该破除"意见"之私并承担社会责任;王畿崇尚王道政治,并认为王道政治之根源在于人心之诚;另外,王畿主张"政学合一".认为"学"必须有政治的追求和关怀,而"政"应该是"学"的深入和落实.     

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以《王畿学案》为例

在对明亡进行的深刻反思中,黄宗羲更多地对王学及其后学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如他在其所创立的学案体范式中,对王畿进行了"是非两存"式的哲学史重构.从王畿到黄宗羲,晚明学术思想界正经历着从价值重估到价值重建的激变,经历着从心性之学向实证之学的转变.在"合一"、"兼通"倾向中,梨洲采取的是遵师而不曲意回护、尊乡贤而不阿其短、"宗陆而不悖于朱"的学术立场.梨洲打破了宋代儒学之门户,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宋代儒学进行整合,对明代心学进行总结,他总结性的哲学史著述中有着可贵的问题意识:著史的客观态度,"通今致用"的学术经世取向,致力于"求真"、"贵创"、重"学脉"而创立了学案体范式.     

论唐顺之的文学思想

唐顺之在明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文学思想。他的文学思想主要是章法论和本色论。本色论影响更大。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杨侃《皇畿赋》中对宋都京郊的描写

北宋著名学者杨侃的《皇畿赋》,是文学史上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第一篇赋作。文章抛开了京都赋的传统写法,独标新格,以对北宋都城开封四郊的描写,来展示当时东京开封的富裕繁华,为研究古都开封,留下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唐宋派”文法论的三个层面

唐宋派是作为李何七子的反对派出现的,然而,他们在恢复文道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对文法的轻视。相反,在文法探索上他们也获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唐宋派文法论包括三个层面,即文辞层、神理层与本色层。这样的文法论既讲文法,又没有停留在形而下的篇法、句法、字法层面,它们通过神理层与本色层直接与道相通。证明了重道未必要轻法,重法仍然可以合道。后来的公安性灵说与桐城派义法说对他们的文法论多有承继。     

唐宋时期的伏羲祭祀

在古史传说中,伏羲是三皇之首,多有创制,为中国文明的开创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尊称为人文始祖,历代奉祀不绝。对于伏羲的祭祀由来已久,历代被列入国家祀典,渐成惯例。唐宋时期的伏羲祭祀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成为当时国家礼制中的重要内容,有昊天上帝之从祀、五方帝中的青帝之配祀和先代帝王之祀。北宋时期在伏羲的陵寝之地进行祭祀成为定制,推动了伏羲信仰的地域化。     

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

唐宋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学界有"唐宋变革说".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学者特别强调宋代的突出成果,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不完全准确.通过史料的分析和比较可以证明,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循序发展进步的;唐代和宋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也是基本一致的,二者没有大的区别和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和进步了,而唐宋科学技术发展的差别并不是"划时代"的变化,而是同质的延续.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关于唐宋时期龙家部族的几个问题

唐代西域焉耆的龙家部族在788～794年间吐蕃进攻焉耆时归附吐蕃,首领龙王曾经觐见吐蕃赞普,率领一部分部族成员移居河西走廊地区,敦煌古藏文文书P.T.1089号中吐蕃凉州节度使衙署中的lung dor dmag pon(迁移之龙家将军)应为管理定居于凉州、甘州地区的龙家部族的吐蕃官员,晚唐五代时期龙家在西州、焉耆、凉州地区也有分布,宋代陇右等地的龙家部族则融合于当地的吐蕃部族之中,但仍保持有龙、龙家、陇逋、陇波等称号。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论陆机文论的创新思想与作品的拟古倾向

陆机论文于作品语言、 写作手法诸方面都标榜创新,而其自身创作却存在着严重的拟古倾向。陆机文学思想、创作 实践之间的矛盾与其人生际遇、创作心境有关,也是汉魏以来文坛拟古风尚的反映。     

唐宋大赦功能的传承演变

唐宋时期制定的赦书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事实上的一种法律形式.唐安史之乱后,申禁处分成为大赦的一项重要内容.入宋以后,唐大赦的申禁职能被传承了下来,但大赦的申禁功能有所减弱,这与宋代中央专制集权统治得以强化不无关系.始于武则天的南郊和明堂大赦制度,经过五代发展,到了宋代,进一步完善和固定化.大赦令具有巨大的政策包容性,承载了国家重大政策信息的发布重任,是唐以来国家运行机制的一个显著变化.     

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

题壁是唐宋时期寺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读寺院文化,就必须对发生在寺院内的题壁现象,进行较为细致的审视.寺院内的题壁文化,不外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佛教徒对佛理的阐悟.禅宗六祖传法偈的一段公案,至今仍为人传诵,其重要意义,恐怕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里程碑也不为过.二是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感悟人生,反思既往.这是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数量大,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