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藏书家的郁达夫——以福州藏书活动为考察中心

郁达夫酷爱藏书,他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等地工作、生活过.无论身处何方,他都要购买大量的书籍,并加以研读、评点.1936年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前往福建,在寓居福州的时期内,继续他的藏书行为,先后购买了《紫桃轩杂缀》、《词苑丛谈》、《知新录》、《闽中十子诗钞》、《赏雨茅屋诗集》、《闽产录异》等图书数十种,并做了相当精到的点评.在藏书、品书的过程中,郁达夫还结识了福州的藏书家沈祖牟、陈几士、林汾贻等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学科馆员的学科知识及其服务能力——以我国学术界鲁迅与《红楼梦》专题研究成果为例

学科馆员要想高效地为院系提供相应的专题学科知识服务,要具备对我国学术界专题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能力与评判能力,强化自身情感和知识相结合的知识服务能力,唯此才能为广大师生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汉代藏书制度对汉代文学传播的影响——以汉赋为例的考察

汉朝历代皇帝都注重对书籍的搜罗,并建立了严格的控制书籍不外传的皇家藏书制度,大大制约了文学在当时的传播,也造成了大量书籍文本的集体遗失,这是当时创作兴盛并被后人视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赋现存甚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虽说史官和校书官在接受皇家藏书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进行文学传播,成为当时事实意义上的文学传播者;私人藏书也在文学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改变汉代文学传播深受当时藏书制度制约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文化背景——以20世纪上半期学术界中国化思潮为视角

学术界中国化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期,产生、发展于20年代,并在30年代盛极一时。这一思潮涉及了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主要的人文社会领域,是20世纪上叶中国学术界最为先进的思想倾向,是时代精神的要求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也受到学术界中国化思潮的熏陶和影响。研究中国化思潮的发展脉络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学理基础。     

学术批评与学术界人际关系网络——以苗怀明与吕小蓬的“抄袭案”争议为例

“学术批评网”在2004年12月4日、6日和11日先后刊载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苗怀明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吕小蓬就后者博士论文“抄袭案”所展开的批评和反批评的三篇文章———《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抄袭案———评〈古代小说公案文化研究〉》《对〈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抄袭案〉一文的答复与声明》和《再评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抄袭案———驳吕小蓬的所谓“敲诈”说》,笔者对其中的是非曲直不敢妄加评论,因为这样严重的指控需要业内独立和权威的人士做出评判,像笔者这样的外人不该置喙。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争议过程中…     

传承地域经典文化是文化创新的源动力——以茂名市为例

茂名市具有重视地方特色经典文化建设的传统,因此孕育了地方文化创新的动力。从茂名市重视文化场馆建设、重视文化资源建设,再通过文化积累间接获得各种社会声誉的案例说明地方的文化创新离不开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传承、传播。同时,也通过调查发现,这种文化创新规律在教育机构也应得到应用,例如,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开展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教育、传承会有利于输出具有乡土文化情结的好学生,提升教育质量,激发每一位本地青年学生都来参与文化创新的探讨。     

医学图书馆嵌入式馆员服务模式——以广东医学院图书馆为例

对广东医学院图书馆进行实地调研,总结该馆的组织模式为过程嵌入、空间嵌入和云嵌入,分析广东医学院图书馆嵌入式馆员服务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为医学图书馆嵌入式馆员服务创新提供借鉴。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若干问题的思考——以黑龙江省为例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黑龙江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的提速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黑龙江省＂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长远大计。唯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全面提高全省的经济发展质量。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是城市居民对生活多方面体验后的主观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也能反映城市发展的状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就城市居民对个人与家庭生活质量、城市综合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区生活与社区凝聚力、政府执政能力、世博会对上海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等六个方面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试图了解上海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认知的现状,分析背后的原因。     

文化质量预警系数及测量模型构建

无论是大型的开放式组织,或者是小型的闭合武的各类社群组织,其“组织生命周期”的存在,有时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任何一个文化机体在流动、迁变过程中,其文化断裂系数(CV)等于0.28和0.41,是两个临界值.当少于等于前一临界值时,就开始进入“纯”(P)文化态,并极有可能出现“成功的陷阱”或“反学习”;当大于后一个临界值时,则开始进入“超”(S)文化态,必将陷入“文化断裂”,进而极有可能导致文化危机的出现.从“超”(S)文化态、至“合”(Ⅰ)文化态、至“和”(H)文化态、至“纯”(P)文化态,是一个连续的、周而复始的“文化质量周期”.任何一个文化机体在其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几乎必然地会发生这种周期性流变现象,且极有可能正是导致“组织生命周期”的最深层原因.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特色文献入藏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面临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机遇与挑战。以技术领先的现代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对文化生态环境及维系民族生存的文化基础构成严重威胁与破坏,因此文化回归倍受期盼。特色文献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文明特有的民族精神,对维系民族生存、加强民族团结、保障文化传承、保证文化安全与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培育骨干文化企业 提升文化产业素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的文化产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世界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差距,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从培育文化骨干企业、提升文化产业的整体素质着手,找准问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

《汉藏史集》是研究元代和明初西藏历史的一部重要的藏文资料,但是关于该书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tshang-rdzong-pa-dpal-vbyor-bzang-po)的记载很少,不为学术界所知,影响了对该书的研究的深入。本文通过对元末明初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状况的分析,探讨班觉桑布生活的历史环境,再结合藏文《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记载,考证出班觉桑布即是该书记载的嘉乔贝桑穴skyabs-mchog-dpal-bzang雪,在宗喀巴推动“宗教改革”的初期,是宗喀巴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对宗喀巴创立格鲁派的准备工作有相当的贡献,在当时的西藏佛教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是8—10世纪民间流行的“伪经”,它们预言某些种类疾病的发生,劝人诵佛号、写经、修功德以免灾,体现出时人对这些疾病的恐惧,是研究唐五代时期主要疾病种类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通过对写本中病名含义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对当时人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是传染病,尤以疟疾为甚,其次是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难产及其它围产期疾病等等。另外,写本中体现出来的地域特征表明两经中的各种疾病是唐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主要疾病种类,而这些疾病种类与自然环境及唐代历史进程的关系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