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传统: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审美风格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由于抒情因素的增加而具有强烈的表现意味和主观色彩 ,在客观上符合了现代小说“文以传情”的审美追求 ;对“情”的具体描写也不再含蓄蕴藉 ,而是着力刻画渲染 ,不加节制 ;出现了大量结局悲惨的小说。这些审美特征都背离了传统美学追求和谐中庸、以理节情的既定规范。     

民初旧派言情小说中的江南文化特色

民初旧派言情小说具有鲜明的地缘特色,即江南文化特色.作品呈现的是充满诱惑的优美诗意而又哀伤颓废的江南.江南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作家个人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使得民初旧派言情小说字里行间吹拂着诱人与颓废的“江南风”.考察这类小说与江南的关系,对于重新发现此类小说的价值,以及从一个侧面重现丰富的文化江南,具有重要意义.     

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与古代小说审美思维的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是伴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渐趋成熟的。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人的群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理性觉醒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思维表现出“扬理抑情、趋同排异”的特征;二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审美情感觉醒阶段,这一阶段完成了审美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小说的审美思维表现出“情理相济、异同兼容”的特征。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从幼稚走向成熟,形成了美善并举的基本图式。     

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从"言情"到"社会言情"——晚清民初言情小说的艰难跋涉

中国言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对"情"与"社会"的描写在小说中经常是不协调的,往往是重视"情"的时候忽视了"社会",而重视"社会"的时候忽略了"情"。妥善解决二者关系并处理好分寸的便是民初小说家李涵秋,他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作为贯穿小说结构的纵横两线,解决了言情小说忽视对社会正面描写的弊端和社会小说缺乏一根贯穿始终主线的缺点,开创并完善了社会加言情的小说写作新概念,集晚清和民初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的长处,形成了社会言情小说新模式。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古典小说的人物美学探索

制约中国小说美学发展的三大因素小说的审美重心是人物.制约中国小说美学的三大因素是:历史学、诗美学、勾栏瓦肆的市民层听众心理学,它们也对人物审美发挥着制约作用.历史对小说审美的最主要影响是写实性和人物众多性.中国长篇小说人物阵容庞大,有一个群体结构.这似与中国小说再现社会的历史世相庶几相关,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社会力量和道德规范,     

再论明末言情小说观及其发展段落

明末社会思潮的特点表现为：清除积弊、重振纲常、讲求实用，由以救亡图存。面对内忧外患，士人中间产生了忧亡心态并渐趋深重。其时文化思潮亦相应发生变化，因此，言情小说创作汇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思想潮流之中。明末言情小说观的基本内容是“情史观”、“情教论”和“清政说”。强调言情小说有与史书相同的地位和价值；倡言其教化人生、淳厚风俗的功能；并对政治起着讽谏与辅翼的作用。从万历四十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12－1644），言情小说经历了三个时间段落：“理论准备期（1612－1620）”、“理论表述期（1621－1624）”和“创作倾向体现期（1624－1644）”。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

许学夷的诗体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整合特点。其诗体论的特征是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 ,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 ;其诗分三体 ,是在发展论维度上体现了整合文化的意图 ,呈现“大本文层次”的理论色彩 ;许氏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与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 ,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 ,这一文化整合方法论也体现着他的“入神”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论审美创造中情与景的互动关系--从四时递嬗看诗人审美情感的变易

审美情感是审美创造过程中的中心枢纽和审美心理结构的网结点。它的生发及其同外物的互动关系是审美心理学、文艺创作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审美心理学已经证明了审美情感是主体对特定对象的体验、评估和态度,而体验、评估和态度又随着特定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易,同时也证明了审美情感的变易又导致了外物审美特性的变迁,正如王夫之所说“景生情,情生景”,“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中所表现的四时推移如何激活诗人主体审美情感以及主体情感的反施作用,探索情与景的互动关系。一自然界是人的审美客体和表现对…     

市民小说——沟通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桥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市民小说是一种反映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以广大市民为接受主体的小说。它跨越了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界限,实现了雅俗之间卓有成效的整合,成为沟通二者之间的桥梁,这在张恨水、老舍、张爱玲、苏青、池莉等作家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     

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婉美而精致的诗性品格构成了南宋文化的审美特征,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郁达夫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形式的生成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源流上讲,郁达夫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作品中对感伤而唯关意境的倾力营造;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以及他身上独异的名士风流气质等,都与其受南宋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使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柔性的艺术审美品格及独特的“自我抒情体”范式,对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流变论略

市民小说是市民社会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即市民文化的文学性表现,以世俗化、平民化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直接体现着市民的生活理想、价值观念和基本行为方式等。通过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市民小说流派、作家和文本的研究和梳理,力图回溯上一个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蜕变发展的宏观面貌,进而揭示中国市民文化、市民文学不断摆脱农耕文化影响,逐渐走向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曲折历程。     

世情与言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缘结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是充分汲取传统小说丰富营养并籍以形成独自个性的作家。她深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 ,尤其欣赏《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写实作品。她的小说创作 ,便是在世情小说的基础上 ,形成对惨烈现实的如实描绘 ;在言情小说的传统上 ,形成对情爱世界的冷峻审视。因严酷的“世情”而寻求温馨的“言情” ,又由颓唐的“言情”返归无奈的“世情” ,构成张爱玲创作的基本路径 ,由此 ,她也激活了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试论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模式

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下产生的先锋实验,表现为“欲望的放纵与追逐”；二是满足市民审美需要的通俗爱情故事,表现为“唯美纯真的精神之恋”；三是犀利地解剖人性的心理分析性作品,表现为“灵魂的搏斗与厮杀”；四是表现底层民众艰难生存之路的“左”倾作品,表现为“濒临绝境的苦难人生”.如何安排不同的情节功能,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显示了不同的意义结构和内涵.     

鲁迅心理小说艺术综论

鲁迅的心理小说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创作,它以丰富多彩的心理结构形态和回熟深刻的心理表现技巧,率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野。鲁迅心理小说多样化的内心独白和独具特色的心理分析、意识流表现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文学叙事中的市井情怀

市井是中国普通市民赖以托身的特殊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市井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以市井作为叙事和审美对象的市民文学创作在中国源远流长。现代市民小说正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各阶段以市井生态景观和市俗文化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创作文本的聚合,通过叙述市井文化中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地方性的市俗事像和市俗心理来关注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境遇、行为方式、心理愿望、宗教信仰、伦理观念、道德范型及社会组织形式,以市俗的内容和文学的具体性、情感性、审美性特征相结合的方式为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了最充分的形象化叙事,从中凸显出作家浓郁的市井情怀。     

传统自然审美三维结构的建立及其意义

基于对“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体认,中国的传统自然审美心理倾向于致用功能和审美旨趣,古代文人用数不胜数的作品建构了自然审美结构的三维———“比德”、“拟情”和“畅神”。“比德”、“拟情”、“畅神”有其特定的生发基础和固有的艺术审美价值。     

“情”“道”分合与明诗的整体困境——以王夫之《明诗评选》为中心

文化心理决定了审美机制,所谓"一代之文学"必能反映某种"道始于情"的核心价值。明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提出了新的"发乎情,达乎道"诗歌要求。整体考察明诗文本的情感性质,可归为"台阁"、"格调"、"性灵"三派。明诗之所以陷入整体困境,正因未能承担上述使命:台阁派表现的"天理本体",已蜕变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情"形成了疏离与冲突;格调派追求的汉唐"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当时久成绝响,很难"情以发之";性灵派代表的市民兴趣与浪漫思潮,"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世俗生活情节的兴趣,却未能突破古典诗歌的表现能力、审美传统(更深层是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