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强大的生命力

近几年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下称“两结合”)在文艺界颇受一些同志的冷遇,反对者不少。有的人认为这个创作方法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创作上也没有真正体现这个方法的作品。有的人认为“两结合”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1958年大跃进时期和“四人帮”横行时期,很多所谓“两结合”的作品,都是瞒     

从畸变到遁逝——浪漫主义在当代中国

“五四”时期有过短暂的浪漫主义潮流,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1950年代,甚至产生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1958年,在毛泽东有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高了浪漫主义的地位,有利于将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流派来加以认识,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导致了虚假、浮夸等弊病,引起了浪漫主义的畸变。“文革”结束后,由于对“文革”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反拨,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口号,浪漫主义受到普遍的诟病和排斥。由于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的变化,浪漫主义逐渐从文坛遁逝。     

《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研究商兑

关于《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讲法,认为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何家槐同志就提出:“鲁迅在这些作品中所采取的写作方法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一九七九年,唐弢同志进而提出,《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现实主义”。一九八一年,王士菁同志也认为,“这八篇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其实,这些概括未必符合《故事新编》的创作实际。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故事新编》里的多数作品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或者说,它的创作方法的主导倾向是浪漫主义的。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管见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思想活跃,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文艺理论的讨论中,不少同志论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对于这种创作方法,有的同志怀疑或否定它“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有的同志断言古今中外没有一部作品、一首诗歌是“两结合”的,进而认为这种创作方法的提出不仅不是对创作     

“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承继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来的.毛泽东1939年的题词和1958年的讲话,都没有明确把“两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后来之所以变成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与1958年的中苏关系有关.作为一种文艺理论,它主要由周扬等人阐释而成.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更强调革命的浪漫主义.     

试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合理性

本文针对否定论者认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缺乏创作基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能结合;“两结合”创作方法没有质的规定性这样一些论点加以评驳,强调指出,“两结合”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所着力描绘的“现实”具有不同的特点;“两结合”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则在于所描绘的“理想”具有不同的特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努力塑造现实与理想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试论“两结合”创作方法产生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3月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对文艺历史上先进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创作方法的产生,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它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应当提倡的一种较好的创作方法。但近几年来,有的同志否认这一创作方法的科学性,认为它没有存在的基础,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其至有的同志还认为它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对社会主义文艺起了很坏的影响。对这种否定“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意见,我不能苟同。本文想就这一创作方法产生的基础,谈点浅见。     

试论《李自成》中“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运用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就给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工作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认真总结作家、艺术家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成功经验,努力研究“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美学特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开拓道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小说第二卷的创作,处在“四人邦”疯狂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艰难岁月,却能不受其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坚持“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确乎难能可贵。我们有必要就这部尚未完成的小说,对“两结合”创作方法,进行学习和研究。     

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几点思考

一、毛泽东同志提出过“两结合”创作方法吗? 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现行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无论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文学概论》(蔡仪主编),还是《文学理论基础》(十四院校合编),都详细地介绍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为“两结合”),并肯定地指出,这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除《文学理论基     

论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方法(上)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倡导的创作方法,同时也是他的诗词主要采用的艺术方法。毛泽东首先明确地提出“两结合”,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谈到新民歌时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同年5月,他在党的八大二次     

驳所谓“三突出”是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

“三突出”这个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文艺主张,本来是对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下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篡改和背叛,可是长期以来,却被“四人帮”之流吹嘘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论文艺》第26页)。所以,凡属创作方法,则必然是作家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指导下,艺术地反映生活所恪守的基本原则。不同阶级的作家,由于世界观的不同,他们所     

“两结合”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

近几年来,文艺战线强调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这是针对“四人帮”那套瞒和骗的文艺提出的,确实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产生了不少现实主义的好作品。对于提倡恢复现实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是,也有同志把现实主义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同时否定“两结合”(本文的第一、二部份是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第三部份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行文方便,不再说明),不承认它是一种独立的创作     

从当前的创作谈两结合创作方法

周恩来同志在谈到两结合创作方法时,曾经深刻阐明:革命现实主义是基础,革命浪漫主义是主导。大家知道,基础和主导,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 近年来,由于“四人帮”鼓吹所谓“三突出”原则,用以取代两结合创作方法,大搞瞒和骗的阴谋文艺,使文艺的真实性丧失殆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自从批判     

现实·理想·文学——也谈对“两结合”的理解,兼与严家炎同志商榷

近来,人们对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了较多的议论和探讨。严家炎同志的《关于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些理解》(《文艺论丛》第二辑)一文,就“两结合”问题,谈了一些看法。鉴于严文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个人又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思考。这里,打算谈几点粗浅的意见,兼与严家炎同志商榷。     

试论陶渊明的创作方法——兼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正>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一位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家。一千多年来,对陶渊明的研究,是逐渐发展的。建国以来粉碎“四人帮”前后,不少报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陶渊明的文章,有的并出版了专著。在这些文章及专著中,虽然有不少人涉及陶渊明的创作方法,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却很少。笔者认为,探讨陶渊明的创作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陶渊明的作品,而且也助于当前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下简称“两结合”)问题的讨论。     

“两结合”孔见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一首《题西林壁》的哲理诗,开头的两句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观赏庐山奇丽的姿容是这样,立脚点不同,面目就各异。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的看法又何尝不是如此?视角不同,结论也就迥异。有的认为“两结合”是我们时代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有的则说“两结合”不科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两种意见,相去何远?孰是孰非?以笔者一孔之见,均觉欠客观。     

谈《创业史》的艺术方法

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旣是作家的思想武器,又是作家的艺术武器,它是思想的方法和艺术的方法的统一体,它是指导作家使作品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创作方法。所以它不能不贯彻在艺术创作的整体之中,体现在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整体之中,表现在作     

邵荃麟同志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邵荃麟同志,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北京大学作了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专题讲投。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东语系等全系师生以及北师大,北京师院,河北师院,北京师专、人民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北京几个报刊的记者,都来我校听取了这个报告。这是作家协会为中文系开设的文艺理论讲卒的第三次讲授,在此以前,已由周扬同志作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与政治”两次专题报告。邵荃麟同志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问题提出的意义。荃麟同志指出,这不是新的问题,在理论上说,高尔基早已提出过,毛主席在延安也早已有所阐明,第一次文代大会时周总理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精种;而在创作实践中高尔基的《海燕》《母亲》以及苏联以后的优秀作品《夏伯阳》、《铁流》等也都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毛主席的诗词首先体现了这种结合,以后的《白     

是“两结合”还是理想化现实主义——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论

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是＂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理想化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品一定要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品集中地、强烈地、典型地体现阶级斗争的形势,呈现分明的阶级阵线和人物鲜明的阶级本质,体现党的阶级政策。＂理想化现实主义＂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工农兵文学的急功近利性减弱了其文学性;其次,这一创作方法采用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认识和运用,以致造成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和类型化,如果对其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不会影响文学的多样化的。     

也谈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与戚鸿才同志商榷

莎士比亚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莎士比亚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这些问题是历代中外“莎评”中颇有争议的论题,也是有意义的课题。探讨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不仅对深入研究莎氏及其作品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戚鸿才同志在《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吗?》(载《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83年第二期)一文中,对苏联和国内有关论著所说莎氏“剧作达到了当时欧洲现实主义的高峰”和“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基础”之类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并认定莎氏的“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戚文指出了莎氏作品中具有的浪漫主义因素,值得赞许,读后颇受启发。但同时又感到戚文断然把莎氏的基本倾向确定为浪漫主义,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仅就莎氏作品的创作方法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戚鸿才同志和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