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主旨新议

《洛神赋》主旨新议周澍田丁毅关于曹植《洛神赋》的主旨,历来有“感甄”、“寄心君王”两种说法的争议。最近通读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发现一些诗赋与《洛神赋》有关,且诗人在青年时期经过了一次爱情悲剧,《洛神赋》乃若干年后痛苦爱情的浪漫主义再现,洛神是...     

从《诗经·汉广》到《洛神赋》——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人神恋

曹植的《洛神赋》通过人神交往的愉悦、情感的升华、人神殊途的困厄、哀戚无奈的离别,用生命感受生命,反映了人心浇漓的末世人们欲改变现状的苦闷和悲悯,曹植作为末世代言人发出生命短微、人力薄鄙的不安和惶惑的叹息声,形成了"纤柔温婉"的审美取向。这种审美取向直接关照了魏晋时期士人的一种进取、矛盾、寄托、恐惧、怨恨、抚慰的普遍而又真实的心理状态。这就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有的社会现实。     

《七步诗》——曹植

曹植，字子建，史称陈思王，192年约10月15日生，安徽亳州人，历任正地市级的平原侯、临茁侯，副省部级的中郎将，少将军衔的征虏将军，副国家级的陈王。曹植是三国时期的诗人、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才高八斗”的成语由此而来。曹植的代表作品有《白马篇》、《洛神赋》、《七步诗》等。     

古典马

正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就在大量岩画中有马的形象;殷商餐臀青铜器上复杂的动物纹饰中,马也占有相当的比例;秦汉时期的壁画、石刻上的马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时期的马的创作以摹仿自然为主,造型从粗朴稚拙逐渐走向简洁概括,艺术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魏晋南北朝时,鞍马画有了极大的发展,具有独特价值的鞍马画作越来越多,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都是当时鞍马画的代表。顾恺之善画人,亦善画马,《洛神赋图》中那些姿态各异、或行或止的马,造型准确,描摹生动,就连难度很大的四足仰天嬉戏的马,     

明清盛世

不同于宋代文人的家国天下、固执清高,明代的文人画家更加生活化、真实化,也更加"接地气"。他们将自己对于美人的喜爱之情在绘画作品中表达出来,也由此,仕女画终于走出低落,重新兴盛。而另一方面,明代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市民阶层兴起,社会风俗改变,整体风尚趋于世俗化、生活化,仕女画也由唐代的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经历了乏善可陈的数百年,明朝仕女题材一跃进入人们的视线焦点,高手画家更是比比皆是。早在明朝初期,     

淡抹韵致墨浸天然

正近些年我多以淡墨入画,淡墨之美在于格调之高,格调之高在于"淡雅",它与浓重之墨相对而处,却并非相互倾轧。中国山水画以淡墨入画者代不乏人,如董源的《溪岸图轴》、巨然的《万壑松风图轴》、米友人的《潇湘奇观图》、郭熙的《早春图》、李成的《读碑窠石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倪云林的《六君子图》、董其昌的《疏林远岫图》、石涛的《细     

早熟佳作 千古流传

正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是比较重要的画科之一。其中,又可分出肖像画这一大类。一般而言,早期的人物画多见故事画,如《洛神赋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细分出的肖像画则以帝王图册、家族供奉为主,如《历代帝王图》,但一般用于家族先人祭祀的祖先像,当然多不流传于后世。迄今所见,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与《人物驭龙》帛画,是已知最早的独幅人物画作品。其上的人物形象虽然简单,但已基本做到了形     

《赠白马王彪》与曹氏宗族的内部斗争

在历史上,曹氏宗族的内部斗争是很残酷的,且后果严重,致使宗室无人,造成了政权速亡的局面。王夫之说,魏亡是因为。兄弟相猜,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读通鉴论》卷十)孫盛也说,魏接受汉初七国之乱的教训是对的,但是矫枉过正,“彫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廆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三国志》注卷十九引)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可以说是反映曹氏宗族内部斗争的一面镜子,是曹氏宗族内部斗争的一个艺术写照。下面试从这个角度,做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魏晋六朝时期对曹植诗文的批评

通过统计,魏晋六朝时期有23位评者对曹植文才与诗文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一是兼善四言"雅润"、五言"清丽"--奠定了曹植诗批评的崇高地位;二是"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对曹植赋作的高度评价;三是章表"体赡而律调",书、论、颂与诔等也被指瑕--对曹植其他文体的批评.尤其是刘勰等人对曹植的书、论、颂与诔等文体的作品进行了优劣评判,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方面体现出曹植作品的优劣得失及对某些文体的突破与开拓;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曹植文学批评标准的一些新变与发展,既注意到了文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又在声律与文辞优劣等方面有所关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意涵新探——一种基于“性-道-教”视域的诠释

历来学者们都将《论语》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诠释为一个人的为学次序或是君子道德人格的养成,这样的诠释看似合理,实际上却与孔子之思想相悖,并存在着"偷换主语"的嫌疑。在"性-道-教"视域下,可以看到,"情"是儒家教化立论的出发点,现实世界存在的恶是因为人与外界事物相"感"而产生了"情",而"情"是否"发而皆中节",就成了善恶的关键。由发生学观之,我们也不难发现,实际上,《诗》、礼、乐皆因人之情感而产生,但又作用于人之情感。但是,三者并不是分离的状态,在教化实施的过程中,《诗》、礼、乐三者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因此",兴于《诗》"侧重于人之情感教化";立于礼"侧重于人之理性教化";成于乐"强调的是人之情理融通。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自我实现与环境缺失视域下的曹植生存文化

曹植一生的生存环境多变,尤其是后半生"禽息鸟视",成"圈牢之养物",但他求生存,谋发展。根据马斯洛等学者的需要层次理论,曹植试图想完成自我实现的需要。于是,发挥潜能,作出恰当的"成长的选择";感恩生命,忘却地位之危;抗争命运,百折不挠,实现自我。他的生存文化给当下的人们留下启发:自我实现要兼顾社会环境;自我实现的价值目标要应时而变。     

"建安之杰"辨

自梁代钟嵘提出曹植是"建安之杰"的说法后,几乎为历代评论家所公认.但一个时代的文学应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用表现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这把尺子去衡量曹植的诗歌创作,曹植是很难称得上"建安之杰"的.而曹操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把曹操称为"建安之杰"是恰当的.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曹氏家族的悲剧和曹植的诗文创作

无论是在曹氏家族中,还是在建安文学中,曹植的文学成就都是最高的。谢灵运尝云“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自然是极言曹植才高的说法。历来对曹植的“才”评价很高确实是事实。为他做传的陈寿在“评曰”中说:“陈思王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但紧接着又说“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这是认为曹植识见不高,眼光不远,不能克己忍让,以致使他和曹丕之间产生仇隙,并因此造成他一生的悲剧。郭沫若同志对曹植也有同样的责备,在《论曹植》中有“说到子建的受猜忌,固然是毫无疑问的事,但他委     

《工具理性批判》与《理性之蚀》关系考

长期以来,由于受英语世界的影响,国内学界认为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是英文版《理性之蚀》之德译本+霍克海默的"战后文集",或者说,它就是霍克海默的"战后文集'。实际上,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就是英文版《理性之蚀》之德译本;而英文版《工具理性批判》与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过是霍克海默"战后演讲录音",即"1949—1969年笔记"之选集。换言之,英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是一部"伪"《工具理性批判》。     

繁华落尽真情见——浅谈我的雕塑作品《游园惊梦》

正梦中园,梦中缘。"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看《牡丹亭》,怎知昆曲为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同友人去观赏了昆剧《牡丹亭》——可谓上启"西厢"下承"红楼"的千古绝唱,是明代南曲代表作。原名《还魂记》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传奇剧本,二卷,五十五出。汤显祖在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写出如此勇敢、如此至情至性的梦境,实为难得。他在该剧《题词》中有言:"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中国古典诗歌与时间

<正> 一切生命均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性规定",人也由此将自己智慧与情感的光束集中地投向时间,从而在人类思想及艺术史上形成了一个永恒的时间主题. 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人类最成熟的一种艺术形式,尤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主题.中国古代诗人创作了大量直接吟咏时间的诗篇来抒发自己的时间感受,中国诗歌中具有明显时间意味的意象丰富之极,如"日":"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年不再来/百岁忽我遒".(曹植《箜篌引》),如"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如"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     

在回顾和反思中把握“社会学中国化”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问题,笔者想从与会学者提及的中国有没有"化"的话题说起."化"之为汉字,古已有之.《管子》"七法"篇有"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而表达由内外因素影响所引起变化生成之义的"化"字在《易经》、《道德经》和《庄子》等文献中也可见到.按笔者的理解,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有没有"化"这一话题的本意,是想说如"本土化"等词所对应的外语词根"-ation"的"化"义,中国究竟有没有?这不失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严复译的《天演论》,原文标题中有"evolution"一词,但严复并未直接将其译作"进化"而是解作"天演",但《天演论》下卷"能实"篇中还是有"伏变化之机"、"极变化之致"、"合而言之天演也"之句;下卷"教源"等篇也多有涉及"化"的字句.尽管严复的译作对当时整个思想界的影响巨大,然而与其所译"群学"等概念一样,他对"化"的译法乃至总体上的译式,毕竟没有成为此后学界主流的译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