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时期小说叙事人称的几点异变

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新型新事人称的兴起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XX”的叙事…     

论张爱玲小说"化俗为雅"的叙事艺术

特有的生活遭际、个性特征、文学修养和天赋才能 ,形成了张爱玲独特的对于雅与俗的思想观念 ,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 ,她创造性地借鉴D·H·劳伦斯小说的叙事视角艺术 ,融合对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拟说书人口吻的改造 ,并深化《聊斋志异》式叙事结构的“突转”艺术 ,充分发掘其中蕴涵的反讽意义 ,以富于“中和之美”的叙述语言 ,将看似相互矛盾的各种因素几近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从而使其小说升华到了雅文学的艺术殿堂 ,真正实现了“化俗为雅”。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

晚清传教士大规模参与报刊及出版事业,在引进西方宗教、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书刊的面目,促成了以图像叙事的潮流。如果说《点石斋画报》代表了中国人“以图像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正式确立,那么此前的《教会新报》、《天路历程土话》和《画图新报》则可看作是这场至今仍在上演的历史大剧的“序幕”。《教会新报》最具特色的图像是叙事性质的“圣书图画”,以图像为中心,讲述《圣经》故事; 《天路历程土话》的三十幅插图展示了天路历程的主要情节,如同中国“绣像小说”传统一样,这些图像本身具有某种独立性,客观上具有独立叙事的功能; 《画图新报》的连续性漫画,讲述趣事,以文配图,开创了图像叙事的新局面。从“图说”《圣经》故事到“绣像”《天路历程》,再到“漫画”日常生活的这一世俗化过程,不仅展现了具体图像本身的意义,更体现了图像制作者的心态变化。     

从文本叙事到影像聚焦刍议

影像叙事和文学叙事是两种采用不同方式、不同语言媒介的叙事艺术。叙事艺术的普遍性特征是叙事时空感觉、叙事视点确定、叙事结构安排等。在艺术创造中,叙事手段是相通的。其实,叙事的过程既是运用意象符号传达思想,又是具有现实内容的表象。就叙事艺术本体认识,形式的作用不止局限于外在的躯壳,形式本身也体现出内容的存在方式。     

论《世说新语》叙事的新变与传承

魏晋时期 ,中国古典叙事在子史文体中发生了从“纯粹”到“模糊”的转变 :子书中充斥“谰言”“琐语” ,史部大量出现“杂史杂传” ,由此为叙事突破子史走向文学提供了契机 ,有一部分叙事渐渐脱离了实用———纪传褒贬 (历史 )、说理工具 (子书 )———而走向审美娱乐 ,文学性叙事作品由此产生 ;而《世说新语》在对以往叙事作品的分辨中认同了文学性叙事 ,因此决定了其基本叙事特征 :超越功利目的、以审美态度进行、以意象塑造为主体 ;但由于其材料来源和体制均脱胎于子史 ,因而又和它们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如“实录”精神、“全景”意识、“写意化”叙述等。     

与文学同行:从文学叙事到影视叙事

文学和影视是彼此互动的两种叙事艺术。文学和影视在叙事时空处理上有巨大的差异 ,因此在从文学文本到影视作品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认为 ,世界电影实践表明从文学叙事到影视叙事大致有三条改编途径     

非线性叙事:电影叙事范式的异变与扩展

陌生化的叙事手法带来了良好的观众反馈效果,非线性叙事逐渐成为电影叙事的新宠。“非线性”特征主要通过复调、重复、回环、跳跃的叙事结构,多维度的叙事空间和交织的叙事视角来体现。它的出现不仅带来叙事模式上的深层变革,还对传统的审美规范产生了强烈冲击,对深入研究电影叙事艺术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烟火漫卷》的张力叙事

迟子建新作《烟火漫卷》将哈尔滨作为叙事主体,聚焦于现代化中的城与人、物质与文明.张力叙事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中多元呈现:叙事场域的对照、人物群像的衬映、叙事环境基调的互补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张力叙事呈现了哈尔滨真实且全面的文学地理景观.作者对城市之历史、人生之命运与人性之灵魂的叩问,更体现出作者文学情怀之精神性与超越性,其作品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与美学意义不容小觑.     

近二十年日常叙事困境突围的理论审思

1990年代的日常叙事在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及个性心理层面呈示了更高的真实性,文学也得以打开了新的言说空间.但其话语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同步”“共谋”甚至低于生活的弊病,亦使得不少日常叙事之作在美学方面又陷入了新的危机.文学作为审美救赎和精神超越的功能性被悬置起来,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健全的日常叙事,离不开对日常生活完整的审美观照和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同样也不能摒弃与国家民族、社会人伦等文学传统相通的精神联系.当下的日常叙事,不仅需要在话语主题方面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的遇合,其美学构建也要在生活复杂性与艺术创造性的融汇方面用力,同时叙事伦理亦需保有对现实的理性介入与批判超越的自觉态度.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欲望化叙事与叙事文学指质的再解读

将欲望置于现实生活、人性解放及文学创作等3个层面进行批判与定位,可以揭示欲望化叙事与叙事文学的指质。欲望化叙事中的纵欲追求及夸大描写,只是个别作家文字中的狂欢,既非现实生活的写照,也不是真正的人性解放。它违背了文学颂扬道德伦理学之精微的本质,只能使人性返回动物性,以至毁灭人类。在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解放是将人类从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平均化中解放出来,而叙事文学应当担负起限制欲望、疏导欲望、升华欲望的责任。     

唐赋叙事特征论

赋本是抒情文学样式,但又具有叙事特征。赋的叙事学特征表明,赋对整个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过无法忽视的作用。以唐赋为对象阐述赋的叙事特征,探析赋之叙事与抒情、议论的关系,由此可以证明中国文学史确实存在着共生同荣、相辅相成的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悖论:政治叙事的美学创新——《城堡》荒诞美学的叙事批评

卡夫卡小说注重运用各种叙事手段来揭示人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荒诞.关注<城堡>中的语言现象和修辞策略,可以发现:图像叙事是作品戏剧化效果的基础,在消解线性叙事时间的同时,不仅强化了空间叙事的多维度,更细画了人物对"城堡"的主观体验;类型修辞在简约化人物的社会性存在,表现人及其生存环境的政治性的同时,从深层次戏谑政治;悖论叙事将作家的悖论式思维戏剧化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方式,以一种艺术形式上的反相位阐释,呈现了人的悖论性存在.     

叙事的开端:现代派文学与电影媒介

现代派文学和电影同为这样的艺术形式:它们都开辟了新天地,并要求其受众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回应,以获得对作品的适当理解.而叙事开端的话题又把与现代主义、叙事与电影理论相关的问题结合到一起.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详细分析四部现代派文本--哈姆生的<饥饿>、卡夫卡的<诉讼>及卡尔森、威尔斯分别据以改编成的电影--的基础上,探讨小说及其电影改编的开端之叙事形式与意识形态内涵.最后得出关于电影的一般结论:摄影机是现代和现代主义的隐喻,它有其机械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其不同于人类看视方式的非人格化的方面,但它毕竟受摄影师及其身后的导演所操控,从而是一个使电影制作者能够做出一系列决断的手段.影片对现代主义经验的表达,与摄影机安排人的视角、介入方式和距离并使之变调与复杂化的方式密不可分.     

唐赋叙事与修辞

从中国文学史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角度考察,唐赋似乎应归属抒情传统.然而,唐赋又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唐赋,特别是唐律赋,以辞藻华美著称,修辞在唐赋叙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修辞本身与叙事有着密切关系.从“叙事如何运作”的层面看唐赋赋前小序,作为赋的副文本,或为纪事,或如寓言,几乎都是有助于赋之主题阐释理解的叙事文章.而唐赋作家又往往运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技巧来叙事,从而在赋的修辞与叙事之间建立起一条紧密相连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