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但要避免中国历史研究的初民化,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书写的兴起

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书写,是在西方实证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兴起的。其发展则从最初的社会总体史探究逐渐衍为社会形态发展史(通史)和社会生活史(专史)两大支流。这一过程不但大大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及史学研究内涵,也直接促进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历史科学的转型。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引领,使关注社会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和民生事业的休戚成为社会史书写最为普遍的进步倾向。至其所显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趋势,还具有现代史学初创期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正是以此为起点,历史学开始突破旧史学的藩篱,在进一步吸纳和借鉴现代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的基础上,较快开启了由传统人文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蝶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界形成了“新史学”思潮。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批驳了封建正史传统的“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提出“史者,民之史也”,开始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即规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例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史学的积极因素,克服其唯心主义性质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史学。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新文化史是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 ,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

微观史学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诸多新的潮流之一, 它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主张缩小历史分析的范围, 用“显微镜”去聚焦研究个体的人物、家庭和村落社区。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最早开始探索和实践, 并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微观史学派, 影响遍及西方史学界。     

《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

《史记》除纪史外,亦有政论,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史现象“民劳”的同情,对行政史现象“劳民”的批评。相关文字,不仅载录了社会生活史和行政管理史的重要信息,也是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唯物史观重视“劳动”的历史意义。“劳动”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人类初生的历史进程中,还对漫长的文明进步,包括生产革命、科学发明、文化创新等发生重要的作用。“劳动史”或曰“劳作史”应当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理解《史记》有关“民劳”“劳民”的史事记录与政治批判,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史记》所见帝王“其身劳于天下之民”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委托作者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本文对 2 0年来重建社会学、人类学的经过进行了学术回顾 ,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对发展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看法。作者从下面 6个方面展开论述 :( 1 )重建社会学的方针 ;( 2 )学科建设的“速成”、“补课” ;( 3 )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 ;( 4)“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 ;( 5)学科建设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创新 ;( 6)知识分子的“正气”与第二次创业。作者强调 ,我们要有文化自觉 ,即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它可以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以求和其他文化和平共处 ,联手发展 ,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文化自觉实际上是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可以作为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作者指出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年芝加哥大学争创一流大学和发展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期很有些相仿 ,我们应当抓住机遇 ,有历史责任感 ,有学科意识。文末 ,作者呼吁 ,知识分子要有正气 ,要讲真话 ,要严守科学家的竞赛道德 ,加强队伍团结     

应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丰厚的民族学与人类学遗产的国家,漫长历史过程中的资料积累以及中国的传统学术,今天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建设。但是,民族学与人类学作为近代科学,终归是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欧洲产生并逐步得以确立的,当本世纪初,民族学与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学、民俗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时,她们便作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并用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的一部分,而被载入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史册之中。民族学与人类学作为应用科学,在其引入中国之后迄今约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它们的实际应用息息相关。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也都只能从它们的实际应用的轨迹之中去求得理解。     

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

后现代史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讨论已近半个世纪,虽在中国有所介绍,但未引起人们、特别是专注于具体研究的史学家的关注和讨论,并有转瞬即逝的可能.事实上,后现代史学提出的许多问题与我们目前正在发展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有直接关系,它的反思意识正是我们的史学界所缺乏的.     

从西方史学的文化视角看我国当前的“史学大众化”

近两年来,学术界或专业界人士在央视媒体对中国历史进行的“大众化解读”,可以说是学者以“学术”的形式向大众介绍和讲解历史的探索,一些媒体称之为“大众史学”或“流行史学”,但是这种学者讲说受到来自历史学界的一定程度上的批评和质疑。鉴于这种情况,《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于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多媒体传播背景下的史学大众化问题研讨会”,历史学和传媒学界部分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就史学的大众化和普及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我们将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分两期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期望能对史学大众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港台历史学

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是二战后国际史坛的大趋势。本文拟就二战后港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相结合的情况作一简单评介。首先，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港台社会科学与史学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对这二者所应具之关系，大致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被称为“采借论”，另一种被称为“整合论”。主张“采借论”的人认为历史学应当广泛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史家建立搜集和整理组织史料的一些架构，提示组织史料的重点，为史家提供较为新颖的课题，促进史家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面的归纳，并有效地解释历史事实，从而系统地进行…     

特约评论人语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概述

西方史学界在六十年代以后,无论在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方法论,还是在研究实践的技术手段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史学研究的变化蕴涵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变革,其中英国的新社会史学派和法国的“年鉴学派”,在采用新方法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方面,是两个影响较大的学派。特别是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霍布斯·鲍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且吸收了人类学、计量史学的一些新方法,开创了西方史学界新的一页,同时也是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一朵奇葩。     

后殖民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启示刍议

后殖民主义继文化形态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之后对"西欧中心论"学说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清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后殖民主义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史学有特殊的意义和启示。中国史学应摒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内部寻求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并以世界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     

吴泽传略

吴泽教授,笔名哲夫、胡哲夫和宋鱼,江苏省武进县人。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双博导师、一级教授。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倡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经世”学风,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等学术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