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域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目的追求、体制结构以及机制模式,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各有不同。运用比较方法理论,在对比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司法运作的基础上,试图理顺和廓清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程序以及法律效果,从而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

全面了解直接与刑事证据打交道的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意义的。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和普通民众所进行的调查,充分显示了他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看法和预期。     

关于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 ,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的概念界定以及对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进行探讨 ,强调现阶段在我国 ,必须依国情、依刑事程序中的权衡原则 ,建立起原则上排除 ,但设若干具体、详细的例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并提出了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考虑不同时期的侦查水平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期,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主要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特别是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发展排除的范围还应当把非法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纳入排除的范围之内.法院审判部门和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都应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执行主体,有权决定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可以分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和审判阶段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设立诉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在审判阶段通过设立庭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地位辨析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关键证据使用已成惯例,其实践意义上的证据地位不可动摇。但是,其本质特征既不符合鉴定结论,也不能归于书证或勘验、检查笔录。可见,法定证据种类对证据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形成了障碍。为了保持法之稳定性和前瞻性,建议对证据的法定概念和分类进行完善,即在立法上,规定概括的证据概念,对证据种类不做规范。     

试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

本文认为,加强刑事司法协助的理论研究及相应的国内法的健全、完善工作是世界性的趋势,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参考、借鉴外国关于这方面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有益成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利益,将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的体例和内容构思、设计为三大类:(一)调查收集证据、代送司法文书的司法协助,包括这一形式的范围、执行方式及程序等问题;(二)引渡制度,包括引渡之罪的范围、“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本国公民和可处死刑罪犯的引渡问题等;(三)对外国法院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执行的范围、必备条件、方式和程序等问题。     

现实的证据和应当的证据——我国证据理论中“二性说”与“三性说”之争引起的思考

一目前,诉讼法学界关于讼诉证据的性质或特征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所谓“二性说”和“三性说”之争,而且争论主要在刑事证据的范围内进行。在这里,本文首先就这两种观点及其论证做些必要的分析。不管是“二性说”还是“三性说”的论者都认为“客观性”和“相关性”是我国诉讼证据(或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或本质特征,而且论证基本相同。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无     

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本土化构建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诉讼是证据的博弈,一切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证据的运用不适当,冤假错案频频见诸报端,因此构建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势在必行。而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证据规则,必须分析本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才有可能制定出既合乎本土特征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排除规则。     

论我国刑事证据中的证明

办理刑事案件,离不开刑事证据。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可以说主要就是一个运用各种刑事证据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过程。因此研究和讨论刑事证据中的证明,对提高办案质量和防止冤错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证据证明对象范围的确定,举证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如何把握刑事证据确实性和充分性的证明程度,以及刑事证据的证明过程和证明原则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本文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范围、原则、协助程序均作了较详细的理论阐述，认为应该严格依据国际条约或公约解决有关司法协助问题。作者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广狭义之分及这种划分的意义、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申请、审查、执行作了具体探讨。     

对“证据”概念及属性的法理解析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项规定的出台,对我国刑事证据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证据概念的定义以及证据属性的定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学术界中有关证据概念存在着事实说、统一说、根据说之异议,而在证据属性上则包括了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争论。但是,现实法律中,在证据的概念和属性上则分别恪守着事实说和真实性的定位。这种在证据概念与属性认知上的不同差异,不利于现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依据学理上对证据概念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发现,证据就是事实,其唯一属性是真实性。而合法性与相关性则是法律上判断证据有效与否的标准。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在中国的立法中近乎处于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但是在实际的证据采信中,非法证据的大量出现不但会给法官的裁断造成障碍,还会给相对人对证据的采集造成极大的不利。于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各国的立法中相继加以不同程度的利用,并在民事、刑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也在这两方面大胆地对西方的法律做了借鉴,但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排除规则的利用仍然要与本国的实际紧密结合。     

区际协作法律问题研究——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原则

“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现状，主权国家内如何进行司法协助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能否有效、持续、稳定地展开，有赖于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进行真诚的合作，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化的过程中需要确立主权唯一、法域平等、便捷高效三个基本原则：上述三个原则相互协调和统一之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制度体系方能有效和良性运转。     

建立完善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足保障司法公正,促进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目前中国制度的缺失,使刑班诉讼存在很多弊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正确定罪量刑,促进司法公正,必须建立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电子证据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而衍生起来的一种新型证据形式,在刑诉法修订前,学界一直对电子证据的定位和定性争论不休,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电子数据"新增为一种证据种类,从而解决了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问题,标志着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但电子证据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则,导致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中国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     

从防止警察违法角度反思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直接关系着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阻却警察违法的说法出自于美国的学说和判例,也就是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来确保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能够遵纪守法,进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实践中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需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同时满足必定性、及时性与严厉性.我国从侦查到审判的诉讼过程虽然也注意发挥该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但是该规则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和外在因素导致的缺陷,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仍需要采取措施来完善.     

人脸识别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场景化应用、风险及治理

在刑事司法中，人脸识别技术适用核查个体身份、研判身份背景、实时追踪与追捕追逃三种权利干预程度渐次提升的应用场景。在助力惩治犯罪的同时，人脸识别技术也具有错误干预公民人身自由、强化刑事司法执法偏见、突破程序法定原则的潜在风险。我国在构建人脸识别技术综合法律规制框架时，忽视了刑事司法领域的需求，导致从人脸数据采集、比对数据源获取、人脸数据存储管理到识别结果使用均缺乏适用规范性。为此，应建构刑事司法领域人脸识别技术的场景化规制路径，构建敏感人脸数据管理制度、限缩人脸比对数据源范围、构建人脸识别证据的直接举证规则，并赋予被识别主体知情权、更正权等权利。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司法公正与效率”已成为 2 1世纪我国司法改革的主题 ,正确理解和认识“司法公正与效率”及其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的内涵是实践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前提条件或重要的指导思想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必须实行相关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如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和被指控人享有的沉默权、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和系列证据规则、形成保障合议庭和法官独立审理案件的机制 ,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司法的正义——兼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法律面临现实困境,即:司法裁决不能被公众认可,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在下降.法官“以证据为根据”的裁判理念虽然符合法律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也易引致对正义价值追求的放弃和忽视;公众则视“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司法不言自明的正义要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文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的观念认知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原则在公众与司法者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从而导致裁决不能被认可.回应型法的有关理论值得借鉴,它认为应以法律的目的缓和引导制度,使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以探究法律中蕴涵的公正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应以公正为价值,兼顾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照,建立起以“证据事实”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归的“法律真实”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