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朝酷吏政治的兴起与演进

汉武帝朝的酷吏政治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和汉武帝使用酷吏加以解决的产物。它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汉元光、元朔期,酷吏随儒家政治代替黄老政治而起；汉元狩、元鼎期,酷吏张汤决断国政,酷吏政治取代了儒家政治；汉元封、太初期,在杜周、王温舒的示范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批酷吏；汉天汉、太始、征和期,酷吏政治的恶性发展导致了官僚队伍的分裂,终于酿成“巫蛊之祸”。前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豪强,作用也是积极的；后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不值得肯定。酷吏政治恶性发展形成的“巫蛊之祸”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史记·酷吏列传》之我见

《酷吏列传》是司马迁采用专题形式深刻反映汉代统治者实行严刑峻法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史传杰作。传中记载了十多个酷吏 ,对于酷吏的为人为政以及酷吏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述 ,否定了酷吏奸猾、媚上、凶残、骄恣等恶行劣迹 ,也肯定了他们廉洁、任侠、尽忠职守、执法不避贵戚等好的品行 ,可谓是非分明 ,褒贬得当。至于那种认为司马迁全盘否定酷吏及酷吏制的传统观点 ,我们对之应认真加以辩正。     

《洛阳新获墓志》唐代墓志释文商榷

《洛阳新获墓志》收录洛阳地区新出土的东汉至民国的墓志,公布图版,有释文,并进行了简要的文史考证.但其铭文的释读还存在不尽妥当之处,其中的唐代部分铭文存在释读错误、缺字和衍脱等现象.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由哀悼文学转向传记文学,更多地记载墓主个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进一步了解长辈为子女择偶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择偶价值观。     

试析《史记·酷吏列传》的讽刺艺术

《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墓志的文体特征与《文选》“墓志”笺论

墓志和墓碑文都是有关死者的文体,负载着标识墓主的作用,二者在置放的地点、材质、形制、演变轨迹等方面又有明显区别。墓志主要记载墓主生平梗概,文末缀以齐言赞颂之辞,用语简约,以四言为主,追求言约义丰,多用典故。《文选》“墓志”类仅收任《刘先生夫人墓志》一篇,从妇德、门第、哀悼三个角度着墨。墓志所言与实际情况有契合处,其虽更多的是粉饰,但用心深微,技巧高超。     

墓志中所见唐代晚婚女考论——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为中心

唐代晚婚是一种社会意识,通过分析社会实际及墓志中女性的婚姻实态,可将当时女性晚婚年龄定为24岁及以上。墓志中的这些晚婚女大多出身良好、家境优越、知书达理、身体无恙,所嫁理想。皇室女晚嫁主要因宫廷政治斗争以及战乱的波及。其他晚婚女则多因自身择偶时间过长,高门和良士是其选择的标准,她们自身的优越条件以及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其晚嫁的基础和条件,同时男性对仕途的渴求以及蓄养姬妾的风气又促使他们愿意接纳晚婚女。     

《全唐文》误收伪作墓志一例考

清修《全唐文》因所涉广泛又成于众手,故疏漏讹误之处颇多,仅就重出误收者而言,清人劳格、近人岑仲勉及今人陈尚君诸家已指出近百例。笔者在检用《全唐文》的过程中又发现《奉天皇帝长子新平郡王墓志铭》一文重出并互见于常衮、韩述二人目下,本文考定这篇墓志文的作者是常衮,韩述文当是《全唐文》编修者依据伪作拓片重复收录,新修《全唐文》时应将后者剔除。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政治思想

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出现于明末清初 ,集中体现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受西学及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构建了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民主启蒙思想 :以限制君权为根本 ,以富民为目的 ,以倡民权为前提。充分肯定这一启蒙范式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对于了解中国民主思想的演变是非常有益的。     

《唐张羲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与胡汉联姻

墓志记载盛唐时期突厥首领、双河郡都督?舍提噋啜嫁女阿史那氏于羽林军大将军张羲之,结为姻戚,生活于长安。统治阶层胡汉联姻是社会开放型婚姻的表象,体现了朝廷绥靖西域、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史实。     

《豆卢实墓志》与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

《豆卢实墓志》记录了北朝、隋豆卢氏家族的一支——豆卢实祖父三代的发展情况。墓志内容不仅可以补史之缺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朝隋唐少数民族家族的发展状态,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经过对豆卢实及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的综合考证也大致可以确定:豆卢实家族应该是北魏卢鲁元之子豆卢弥娥在北镇传承的后嗣。而这一结论也可以对豆卢氏家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     

从政治发展看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直接意义,是培育深具公民意识的合格的公民,以及以保障和拓展公民权利、维护社会自治地位为要旨的社会组织,寻求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但社会建设的意义又远不止于此。从推动政治发展的层面来看,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无疑是不遗余力地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当我国诸种公民社会组织成长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形式的时候,它们对于公民的"训政"作用,对于政治国家及其政府治理的监督与制约作用,进而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作用,就更加地显明了。     

从《论语》半月刊看孔子的政治文化形象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西文化交汇渗透,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孔子这位已逝而谬种流传的圣人,其政治文化形象又出现了新的解读和阐释。本文以《论语》半月刊为研究文本,通过对20世纪30、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实力派、学校教授和学生、市民群体以及《论语》半月刊对孔子的不同解读,试图挖掘"多面孔子"背后所折射出的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范式和路径。     

君&#183;吏&#183;士－解读《史记&#183;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 ? ?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①《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     

从《周易·临卦》看儒家的政治观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包含着丰富的、极具儒家特色的政治思想.通过研究<周易·临卦>,本文既借助此阐述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事理逻辑,又在"保民"和"民本"两个具体维度上探寻临卦的深层政治意涵.     

从自然法的视角看《帖木儿大帝》中的政治秩序

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剧作《帖木儿大帝》塑造了一位从塞西亚的牧羊人变成世界征服者的雄伟大帝,同时也刻画了伴随这位君王的征服过程中的种种违反社会秩序和常理的暴力行为,这些暴行涉及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政治秩序的道德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读是理解作品的关键所在.从自然法的角度对帖木儿的暴行进行阐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其行为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及其独特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