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与恐惧——汉赋讽谏失败的一种阐释

两汉赋家地位卑微,不可与战国之"士"同日而语,这导致了赋家与帝王地位的巨大差距;由于献赋讽谏具有"逆鳞"的意味,所以辞赋家心存巨大恐惧,讽谏往往委婉曲行;所以赋家所固有的这种卑微与恐惧最终客观造成了汉赋讽谏的失败.     

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小说的特性

故事、叙述、虚构是"叙事虚构作品"的三要素。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一种代表性样式,其本质特性恰好可以通过叙事虚构作品的三大要素得以体现。故事由一系列前后有序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构成,当故事被讲述出来时,就变成了情节。故事的讲述方式则是由叙述话语完成的。叙述是一种"后向预言",它造成了小说叙述的"逆向因果关系"特征。虚构则处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它表明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了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构建与描绘。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历代学界贬抑宋玉,认为他只是屈原所创辞赋的后继者,且其作品"没其风谕之义".这是受班固观点影响的后果.刘勰未走汉人以"风谕之义"评宋玉的老路,其<文心雕龙>立足于"论文".并注重实证研究,在具体剖析屈宋荀三家作品的基础上,论述宋玉有与屈原同创辞赋之功,然后再分辞、赋为两体,阐明宋玉与荀卿同为赋之鼻祖,且有使赋体成熟之功.刘勰反复论述宋玉所创的夸饰、淫丽艺术,是写赋的"立体之大要".因其"号依诗人"而"渊岳其心",即赋的思想内容丰富;因其"自铸伟辞"而"麟风其采",即赋的文辞彩丽夺人.宋玉赋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笼罩千百年赋家之心,给后世五彩缤纷的赋作注入了活力,厥功大矣.我们不应囿于宋玉仅为屈原后继者的成说,而是要恢复宋玉仅次于屈原而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这一地位.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论宋初辞赋的特征

在社会人文诸因素的影响下 ,宋初辞赋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 :( 1)沉潜内转的时代精神影响着辞赋的审美取向。宋初赋追求情感的宁静和平 ,不喜铺张扬厉、虚构夸张。 ( 2 )重学风气影响着辞赋的发展。科举试赋明经术而重胸襟学殖 ,宋初辞赋因此经历了一个由浅丽流畅向典雅博奥的发展过程。 ( 3)儒学复兴影响着辞赋的价值趋向。宋初颂美讽喻赋的创作相当兴盛 ,赋中议论的成分大量增加 ,儒学对说理赋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 4 )力求创新的变革精神促进了辞赋的新变。宋初辞赋在风格、体制、语言表现诸方面均有重大突破 ,为辞赋创作的繁荣和文赋的确立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悬念研究:理论资源及其问题意识

悬念与故事密不可分,对悬念的思考一直隐藏在各种虚构叙事艺术的研究之中,从与之有关的理论资源来看,包括以语言和身体为媒介的传统虚构叙事艺术样式(故事、戏剧、小说),对它们的虚构叙事行为及文本的研究发展出情节悬念、结构悬念、信息悬念、心理悬念、修辞悬念等观念;而在以影视艺术为代表的现代视觉技术为媒介的视觉文化中,悬念不仅细化了对虚构叙事行为的研究,而且在对"作者电影"和"类型电影"之别中,在将电影作为商品进行市场营销过程中拓展了悬念的问题域,使之成为文化分析的对象.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李白辞赋的哲理内蕴与庄骚情结

李白辞赋篇目今存八篇,其赋作具有深蕴的儒道思想观,其自然贯道体儒的方式在其辞赋作品中得到张扬与诠释,其辞赋不但对庄骚艺术化陈出新,更继承了庄骚精神与思想内蕴,加之独特的个性诠释,正为其辞赋创作之精义。     

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

宋赋由于受到学术思潮、文学生态、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辞赋自身嬗变轨辙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尚理重意的时代特质。宋代尚理之赋,根据理、象关涉的程度,可分为弃象言理、堕入理障的论理赋,有象有理、包孕理致的蕴理赋和即象即理、充溢理趣的理趣赋。宋代理趣赋,从内涵而言,或阐发自然之事理,或揭橥人生之哲理,或诠释社会之义理,或参悟道学之性理,丰富多彩;从言说方式而言,或因事及理、感物明理,或假物喻理、借事说理,象与理都融合无间。宋代理趣赋以其深醇的哲理意蕴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涉理辞赋的高标,对后世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赋史尤其是辞赋审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陆机入洛后赋作与北方风物

陆机太康十年北上入洛后,创作了大量的辞赋。北方风物在陆机入洛后的辞赋中,先由纯粹的体物描摹,达到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如《鳖赋》、《桑赋》,进而运用了传统的"比德"之说,揭示"所体之物"的道德品质,如《瓜赋》,再进而变为抒写一位南方诗人对北方风物的新奇感;又进而激发了陆机的思乡之情,表现其"东吴情结",如《怀土赋》、《行思赋》、《述思赋》、《思归赋》,尤其是《羽扇赋》。最后,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对"天道迁逝"的体认,将其提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借以消解其功名焦虑。     

魏晋复活小说叙事研究——以《搜神记》为中心

复活故事在《列异传》、《博物志》、《甄异传》等魏晋小说中频频出现,尤其是《搜神记》中的复活故事更是达十九个之多。魏晋复活故事,一方面多取材于前代史书及史官的私人撰述,另一方面又被后代正史所取材。复活故事的流传与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瘟疫蔓延、政局动荡、道教繁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发挥"游心娱目"的叙事功能,魏晋复活故事往往采用虚实掺半的叙事方式在多重时空中展开。魏晋复活小说的叙事特点体现出由强调实录的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向重视想象与虚构的散文体叙事小说过渡的性质。     

赋学研究的展望——在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1975年余撰《选堂赋话》,何沛雄博士刊于《赋话六种》中,拙作小引指出: 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塚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自此以后,海内外学人,不断对《文选》及辞赋加以钻研,现在对于辞赋的研究不仅有一批专著出版,而且还有《全汉赋》、《历代赋汇》的校勘整理,以及辞赋选本都有了。可以说,时     

"真幻"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真实观

本文从古代文论中的“真幻”关系说入手,结合具体实例,系统总结、剖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真实观。与西方文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自觉地运用想象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进行虚构创造不同,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外延极为宽泛的杂文学,其艺术真实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在书籍谱录之类的应用文、策论奏议之类的论说文以及历史著作中,基本不存在艺术虚构问题。古代文学的艺术虚构和夸张及其产生的艺术真实问题,集中体现在诗歌辞赋和小说戏剧中。本文在中国古代诗歌辞赋和小说戏剧艺术真实观的历史行程中分析其内涵和意义,对于认识中西文学艺术真实论的异同,建构当下的文学艺术真实论不无参考价值。     

小说家《宋玉子》试探

《隋志》对小说家的理解源于《汉志》,其在子部小说家《燕丹子》附注提到的《宋玉子》,不应该是在集部著录的《宋玉集》,而是一部在唐初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既是著名辞赋家,也是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他的赋家和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与利用俳谐言语娱乐君王的俳优颇为接近。俳优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一支,而谐隐、俗赋是俳优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隋志》编者对宋玉的重视以及对小说的理解,使其对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子》给予了特别关注,其所确定的宋玉的小说家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