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

以互联互通为技术要核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对社会信任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结构,即嵌入性信任关系正在网络社会中孕育和发展。网络言论机制、网络志愿参与机制和电子商务信任评级机制是网络社会里嵌入性信任的三种重要的协调机制。嵌入性信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游离于现代性之外,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构造。嵌入性信任的发展亟须营造有利于社会系统运转的信任文化,搭建具有互惠性的信任网络。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社会资本与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

导致政府失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期望它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成为关键。通过建立社会声誉机制、社会激励机制以及对话会晤协商机制可以逐渐构建起政府信任体系。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论组织化社会中的信任

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上,工业社会已经可以称为"组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与社会的组织化相伴生的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从属于以分工一协作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的要求,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的信任,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从契约型信任在工业社会的表现来看,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够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成本降低.特别是在组织活动中,是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信任的秩序功能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论政府信任的产生与效果及其模型构建

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它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学者对此关注和探讨的还不多,因此,它是理论研究者应该关注的政治学问题。对于政府信任的产生与效果,建构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政府信任高低与否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政府信任能够增强执政者的合法性,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整合,提高政府的施政绩效。     

透明政府:现代政府信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作为现代政府存在的内在依据和外在特性,政府的公信力与透明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政府获得信任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公开透明,这是提升政府信任的关键环节,由此而展开的透明政府建设显得非常迫切.当前在透明政府建设中,因行政人员自身的诱因、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状态以及相关机制的不完善而存在诸多困境和难点.因此,要从行政理念、行政机制和行政行为的系统范式来着手进行透明政府建设,从而提升政府信任.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的信任关系

由于信任价值的迷失 ,新公共管理运动无法确立未来社会的治理模式 ,因此 ,需要通过彰显信任关系去建构未来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中介环节而存在的信任 ,既是政府服务精神向公众合作行为转化的过渡环节 ,又是政府与公众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 ,它与制度所倡导和体现的服务精神及在公众行为层面上确立的合作体系的关系既是历时态的 ,又是共时态的。同时 ,以公共行政道德化为内容的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未来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具有同一性。     

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

所谓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是指人们之间的信任或不信任自我增强和生成,达到一种能够自我维持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信任或不信任的自我增强及维持不过是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一种表象与表征,它们反映的是与其自身相关或构成其基础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自我增强及维持。它们的形成不仅源于本身的自我增强效应和机制,还基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与基础。关于对策建议的讨论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或决定的僵局。若要对社会均衡问题有个清晰而透彻的分析和建言,有待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突破或革新。作为一种相对较新却盛行有日的理论思潮,社会建构论或能担此重任。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求职过程中的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是降低求职过程中风险、提高求职效率、促进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和有效运行的主要机制.在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关系信任在求职过程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求职过程将表现为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交织作用的过程.     

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形成与意义

近代社会,人类的信任关系从习俗型的信任关系转为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信任关系也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契约型信任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契约型信任关系也在人类信任模式上实现了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契约型信任关系是人与人疏离和不信任的结果,是形式化和工具化的信任,揭示近代以来人类信任关系的这一性质,其目的是要扬弃这种信任形式,恢复人类信任关系中的实质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