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一、从“李白,山东人”说起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李白传》“山东人”下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试论李白散文的艺术性

李白一生写了不少优秀的散文,如《与韩荆州书》、《春夜宴桃李园序》、《上安州裴长史书》、《泽畔吟序》等。本文试就李白散文的艺术特色进行粗浅的分析。(一)李白自述其文章是“清雄奔放”的,这颇能确切地概括其散文的的风格特点。李白并没有能自觉地从事散文创作,其作品则是表书序记一类。其形式基本是骈     

论李白的游侠思想

《新唐书》本传记载,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刘全自说李白“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庚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在《庚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上记载李白“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宗祁说李白“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庚书·文艺列传》),由以上记述可见,任侠为李白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     

李白耕田考

李白是否参加过耕田种地的生产劳动?史传均无记载。五十年代,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一书中曾简要地予以肯定,却遭到学术界的“革命批判①”从此,关于李白耕田的问题便无人问焉。笔者认为,在李白研究中,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深入评价李白及其诗歌的人民性是大有益处的。现略考如下。一、李白耕田的直接佐证     

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杜甫称李白为“山东李白”，元旗和《旧唐书·李白传》径称李白为“山东人”，原因何在？李白有显赫的先世，而近世却沦为商贾子弟；按唐代制度，商贾子弟不得参加贡举，从而进入仕途。本文从李白的入仕道路入手，探讨了“山东人李白”背后潜藏着的李白家世和经历的秘密以及他内心难以言诉的幽愤。所谓“山东人李白”，正是李白为了离弃、遮掩其工商杂户出身，定居山东并取得山东户籍的结果。     

李白《忆秦娥》证伪

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一词 ,其实是一首托名之作。一、北宋李之仪“用太白韵”填写《忆秦娥》的事实 ,只能表明托名李白作的《忆秦娥》词在当时甚为流行。二、崔令钦《教坊记》无《忆秦娥》曲名者 ,并非表明李白作该词于“天宝乱后” ,而是李白根本未作是词。三、李白在《凤凰台》等诗中自始至终均未用“秦娥”一词 ,而《寓言》其二中的“秦娥” ,则并非《忆秦娥》中的“秦娥”。四、李白集中的《三五七言》诗 ,属“声诗” ,与《忆秦娥》词调毫无关联     

“李白出生于碎叶”说不能成立

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此后,几乎所有涉及李白生平的出版物,都遵此说。笔者根据最早受李白委托为其编集的魏颢的《李翰林·序》、由李白临终前“枕上授简”为之编集的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以及李白友人范伦之子范传正为李白所立墓碑的碑文三条资料,得出李白确确实实生于蜀地而非蜀外任何地方的结论。     

毛泽东与李白的艺术世界

毛泽东一生酷爱古典诗词,自然对古代的诗人词客感情特厚,而在所有的古代诗人之中,毛泽东最喜欢的莫过于“三李”,“三李”之中,他最爱李白,李白以其豪放而飘逸、瑰丽而雄奇的浪漫文学交响诗赢得了这位天才巨人的青睐,《梁甫吟》、《蜀遭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下江陵》、《赠汪伦》、《将进酒》、《鸣皋歌》等等都是毛泽东一生钟爱的作品,有的被多次划圈,有的对其发表过非常精辟的评论,有的则用他大气磅礴、豪迈奔放的草书直接抄录下来,甚至有时情不自禁地将李白的有些作品书赠中央常委同志。豪放的个性、充沛的激情、独步古今的     

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

李白卒年,历来诸说纷纭,致其享年亦无定说。李士训《记异》中明白记载了李白“大历初”仍在人世的资料,却始终未被研究者重视。李文结合唐代诸家碑传、序文,考察李白系年诗文,证明李白应生于神龙初年(约705)、卒于大历初年(约766),享年62岁。     

李白与少数民族

一、从李白氏族之争论谈起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李白籍贯的讨论,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又提出新说,断定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①由此引起一场关于其氏族问题的广泛争论。支持或否定者均大有人在。其后詹锳先生为陈氏之说寻得旁证数则,即太白精于西域文字,轻财好施,任侠仗义,象貌特出等,证明其为西域胡人。②而胡怀琛、幽谷更力证其“突厥化”程度很深,是“从碎叶突厥家庭中出来的”。③此外还有杨宪益等提出“李白是氏人”④等等。反对其说者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李白与杜甫》书中列举反证以否定之,坚持认定李白为汉人。虽然两     

关于李白詞两首的真伪問題

<正> 李白词两首《菩萨蛮》《忆秦娥》的真伪问题争论了几百年,我们认为有必要搞清楚。首先应该指出:宋人著的《诗人玉屑》、《湘山野录》均认为它是李白作的,并说曾子宣家所藏古本李白集中就有这两首词,宋代黄玉林《绝妙好词选》办“以太白《菩萨蛮》《亿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可疑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由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它的理山:1、据《杜阳杂编》等书说,《菩萨蛮》这一词牌是唐末大中年间才有的。如果事实如此,李白当然“何得预制其曲”了。2、说李白“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3、“二词虽工丽,意象亦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窍壤”,因而说李白“必不作如是语”;并说看两词“意调”很类似温庭筠,因而说是晚唐词人嫁名太白。从所举理由看,主要在第一点。     

《上李邕》是李白早年蜀中所作

李邕为李善之子,是开元天宝中颇负盛名的作家。两《唐书》文苑中有传。李白、杜甫、高适等大诗人有都曾与之交游;晚年被奸相李林甫嫉恨,杖杀于齐州任上,李白、杜甫都有诗作悼念他。李白何时与李邕交游?这涉及李白的《上李邕》诗的系年。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在天宝四年下注云“李邕为北海太守,陪宴历下亭,李白、高适俱有赠邕诗,当是同时”。据此,     

李白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何念龙研究员新著《李白文化现象论》读后

“李白文化现象”和“三型李白”论（“历史原型李白”、“诗艺造型李白”、“传说塑型李白”），是《李白文化现象论》对李白研究所提出的创意性的理论架构和全新的学术话语。《李白文化现象论》突破了该研究领域那种单维度、线性型、平面化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有助于探索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迷踪谜案。从而为李白研究的深化奠定了的基础。     

李白干谒文刍析

对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四篇干谒文进行论述,并提出"干谒文张扬了李白的个性,显露出一代诗仙的英风豪气,充分展示出其豪放不羁、傲岸自负的个性特征"等观点。     

论李白诗歌创作的悲剧性

建国以来,在李白研究中,对其诗歌思想内容倾向的看法从来就不是一致的。一种意见认为李白的诗全部是“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表现(见林庚《盛唐气象》,北大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白诗歌以大量篇幅反映出“盛唐”的衰落与诗人本身的不幸(见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笔者     

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质疑

《为宋中丞自荐表》历来研究家们均认为出自李白之手。文中所言情事自然真实可信。因此,它成了考证李白生平的重要材料之一。比如划定李白生年,进而推导其出生地,大都引以为据。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否认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它不是李白所作,是“肃     

李白与李白诗文札记四则

李白父为任城尉问题李白卒后之五十五年范传正为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据李白子伯禽手疏,称李白"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林泉,不求禄仕".五代时刘昫的《唐书·文苑列传》不知何据,称李白"父为任城尉";宋钱易《南部新书》一袭《唐书》,也说李白"父为任城尉".后代的人们大都依范碑而弃《唐书》,认为所谓李白父为任城尉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范碑是,《唐书》非,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查《唐书》之虽无实据,却也恐事出有因.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说自己"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     

李白卒于广德二年补证

李从军先生提出了李白卒于广德二年（７６４）的新说。兹补证如下：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二句说明,李白是在听到广德二年代宗任命他为左拾遗的诏令之后去世的;唐代著名画家韩干与李白生活在同一时代,作画重视“逼真”、“形似”。他所作的《李白封官图》是广德二年李白受命为左拾遗时的“新闻画”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论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研究李白开元年间行踪交游的重要作品。《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年历来说法不一。本文结合李白诗文和其他史料对其行踪交游进行考证,认为此《书》应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写作目的是希望获得裴长史的举荐,从而为李白开元年间入长安提供佐证。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